胜利与失败纠葛不清的百年辛亥革命 百年辛亥论文.doc

胜利与失败纠葛不清的百年辛亥革命
从20世纪开始,进步的知识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端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从此踏上革命之路,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鼎革、王朝代异,性质不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了另一种社会制度。并且,它不是依靠中国固有的儒家经典作为思想武器,而是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从欧美各国学到的社会革命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它以自己的胜利和失败,留给所有中国人一份宝贵遗产。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满族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S·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
中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总计达115次。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些照片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这些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在中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末代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