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柳永研究百年述评.doc

在宋代词坛上,柳永堪称是一位个性鲜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个还普遍地视“词”这种流行歌曲为“小道”、“艳科”的时代,柳永不仅以“忍把浮名、换了浅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词”的大胆举动令世俗社会感到巨大的震惊,而且更以“浅近卑俗”、“骫骳从俗”的艺术风貌给传统词坛带来了强力的冲击。其人堪以“奇”字称述,其词堪以“俗”字擅胜。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型”的词人,历代的接受与品评也就异常热闹,自有宋一代开始,世人对他就是毁誉不一,歧议纷呈。二十世纪以降百余年来,学术界仍然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话柳永的态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柳永研究的百年历程做一番回顾与反思。一、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为客观起见,我们首先对百年柳永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统计,并对所得数据加以定量分析。现将二十世纪柳永研究成果按时段和内容列作一览表(表中“-”号后数字为该项成果数所含海外成果数): 从“一览表”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百年柳永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起伏性特色,所谓峰回路转变无穷、柳暗花明又一村。首先,就成果总量而言,对柳永的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词话、笔记等传统旧形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30年,出现了17项成果,平均每年约0。34项,这是现代意义上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建国以后,柳永研究全面铺开,至“文革”前共有32项成果面世,年均2项,较前期翻了近6倍,这是柳永研究的发展时期。“文革”10年,受政治气候的约制,柳永研究几近停滞,仅有7项成果;与此同时,海外柳永研究趁势而兴、异军突起、成果斐然,共有19项成果。“文革”以后,柳永研究重新开幕并迅速回温,70年代最后3年就有16项成果,年均5。3项,是“文革”期间的近8倍、“文革”前的近3倍。80年代,柳永研究进入极盛时期,取得了总共188项、年均18。8项成果的骄人成绩。90年代的柳永研究虽在数量方面略有下滑,共有127项成果,年均12。7项,但在研究质量方面则向纵深发展,涌现了一批独具只眼、极富内涵的佳作。新世纪伊始,柳永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2年就取得38项成果,年均19项,显示了新世纪之初柳永研究的可喜局面和强劲势头。其次,就格局分布而言,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比较有特色、有力度的是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发展时期在继续保持前期特色的同时,开始转入柳永词作艺术的探求,此类成果由前期的3项增加为12项,而且研究深度大有拓展;“文革”期间,海外学者开始涉足柳永研究,主要是对前期国内学者对柳词艺术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前期国内学者着力不多的柳词版本考辨方面则多有创获;“文革”以后,柳永研究全面突进,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大量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古典诗词传播与消费的大众化、休闲化趋势,以前不为学者所重视的作品赏析类文章迅速攀升,一度夺魁。结合“一览表”所反映的柳永研究格局分布与柳永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百年柳永研究中有若干讨论热烈、成果突出的热点、重点问题,以下我们试就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考察与评述。二、柳永生平事迹考证柳永虽是有宋一代著名的词人,但由于某些历史的误会与巧合,《宋史》未曾给他立传,其他文献虽偶有零星记载,又大抵传闻异词、舛误间出。因此,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便成为柳永研究的必要前提。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百年求索,主要集中于柳永的生卒时间及地点、登第时间、首任官职等几个问题。关于柳永的生年,潘承弼先生认为不可考,储皖峰先生定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薛瑞生先生认为应当在985年或987年,唐圭璋先生、吴熊和先生、周子来先生、黄强祺先生皆定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国庭先生认为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右,李思永先生则认为当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左右①。刘天文先生撰写《柳永年谱稿》(《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采用了唐圭璋、金启华先生以柳永于冠年写《望海潮》词赠孙何为依据,并在具体年份上采用了林新樵先生定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之说②。对于刘先生此说,叶嘉莹女士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亦持相近见解③。但是,对于关键的柳永献词孙何一说,却异议颇多。早在1983年,就有徐凌云、龚德芬二人合撰《柳永〈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提出柳永献词孙何一说最早见于《古今词话》,但《古今词话》所记疑点甚多,后人不加考证就照单全收,实以讹传讹。此后,相继有詹亚园先生撰《柳永《望海潮)不是赠孙何之作》(《淮北煤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罗伉烈先生撰《话柳永》(《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柳永的出生地,一般认为柳永出生于家乡崇安,但刘天文先生认为当出生于其父费县任所,后回崇安读书④,钟陵先生《柳永早年事迹考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亦持相近之说。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等均认为是宋仁宗皇祐5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