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名著百部（第22卷）吕氏春秋.doc

名著评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一类,指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贵,此其所以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吕不韦力图综合百家九流、广论天地万物。其门下食客三千人,出自各家各派,《吕氏春秋》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许多人共同执笔完成的,书中表现出的思想十分复杂,各家各派的学说各抒己见,相互矛盾的地方不少,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只是在编写的形式方面,保持了一个整齐划一的体例。刘汝霖先生曾对《吕氏春秋》160篇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其中阐扬儒家学说的有26篇,道家学说的17篇,墨家学说10篇,法家43篇,名家五篇,阴阳家2篇,纵横家10篇,农家4篇,小说家4篇,兵家16篇(《〈吕氏春秋〉之分析》),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应当指出,杂家之杂,其本并非“杂糅”之意,而是兼采各家之长,汇聚成一家之言。《吕氏春秋》尽管内容十分庞杂,却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杂抄各家,作者在《序意》中指出:“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可见作者在内容的选择以及诸家之说的采摭上是服从于总结历史经验、辩明是非这一原则的,其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高诱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郭沫若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吕氏春秋》“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对墨家法家则出于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载《十批判书》)。天道观问题是先秦诸子在哲学领域中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还是自然的客观存在,各家各派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对此,《吕氏春秋》在一些篇章中也作了回答,作者认为天是由“精气”形成的,精气轻扬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鸟兽、珠玉、树木等都是“精气之集”所表现出的属性(《尽数》);对于宇宙的本源,作者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由精气所形成的万物在不停地运动,“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不难看出,《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主要接受了儒家的主张,认为人的认识和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谨听》),“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必先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观表》)。《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中,儒家色彩则更为强烈。根据王范之先生的归纳,该书中所体现出的政治纲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吕氏春秋研究》第1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一、在智识上要“公”(《序意》篇),因而要兼收并蓄,集合百家之言。第二、君主要“公”、“平”无私(《贵公》篇),要“顺民心”(《顺民篇》),要“无智、无能、无为”(《分职》篇),“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勿躬》篇),不要“自骄、专独”(《骄恣》篇),要任用贤人(见于多篇),不要把王位当做私产传给子孙万代(《贵公》篇、《长利》篇、《恃君篇》)。第三、施政要以“德”、“义”为原则(《上德》篇,《用民》篇),要按照时令行事(十二纪《月令》),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第四、要贯彻商鞅以来的重农政策。以上四个方面,从整个《吕氏春秋》的材料中,没有见到相反的材料,看来令人奇怪,因为各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都保存有相反的说法,只有各家在讲到政治的时候,却没有多大出入,这并非出于偶然,恰恰反应了吕不韦的用心所在。《吕氏春秋》中的政治思想取自先秦各家,又不同于各家,而是将各家思想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民方案。在《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虚君实臣思想,根据“法天地”的原则,提出君臣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分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审分》)。“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圜道》)。“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如果君主去做本该由臣下所做的事,就会压抑臣下的聪明才智,势必多所不及。君主必须广求贤才,“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当染》),只有对贤士以诚相见,君主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作者继承了儒家学派“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爱类》)。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以“德治”、“仁政”为主,“刑赏”为辅的主张,认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君主如果“行德好义”,则“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作者认为,刑赏不能专用,“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长利》)。上述主张,是兼容儒法两家政治思想的结果。《吕氏春秋》贯穿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