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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美学特征
包晓光
从时问上说,西方现代派艺术形)Jw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从空间上
看,“现代派”作为一种思潮或文化现象,其影响已经波及世界各国。无庸讳言,这种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东欧还是在代国,现代派艺术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不单单是由于有意识的介
绍、引进、模仿和鼓吹,而且也由于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和借鉴的历史必然性,由于艺术创造和认识的需
要。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和辩证的方法对西方现代派艺术进行分析,以把握它的美学特征。
一由“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到“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不寻常的阶段,现代派艺术产生于此时绝非偶然,特有的
历史文化氛围、复杂多变的时事、知识分子精神落魄无依的孤独心态—所有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因素统统在此时汇集起来,孕育并产生了最早的现代派艺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是,资产阶级蓬勃上
升时期建立起来的价值信仰体系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而崩溃,与之相应的是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实
—现代派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的精神世界—则是理性的王等、博爱、正义、人道等)先是遭到怀疑,继而受到批判,
,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窘境:原
来的信仰地域出现了真空,而理性又无法提供新的能够不受怀疑的绝对价值以建立信仰,于是理性的地位
因内部的空虚和怀疑的不可解脱而变得岌岌可危。在此危机之中,理性趋同于感性,感性直观、原始本能、
潜意识,非理性作为确切的实在上升到信仰的地位,被理性推崇和信奉。置身于复杂残酷的现实之中,现
代派艺术家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感到不满和厌恶,另一方面又感到作为个人的渺小,滑稽和无价值,完全被
不可知的命运支配,被某种异己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孤独、冷漠、畸零、飘泊无根之感便油然
而生,这种人生的感哨并不止于感性,而且借助理性的力量升还形而上的领域,为人所反复咀嚼和玩味。在
现代派艺术家那里,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是对立和分裂的,感性体验促使并加剧理性对自身的怀疑与否定,并
且感性总是企图f替越,使自己上升到理性的尊崇地位。现代派艺术家推重感性直觉,反对传统的艺术价值
观念和艺术表现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在现代派艺术家那里,感性与理性、理性与自身已经不能
保持同一了,正是这一点把现代派艺术家与非现代派艺术家从主体本质上区别开来。
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的生活与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卡夫卡生活在时代的巨大阴影之下,环
境的严酷、自身的居弱使他既敏感又自卑几他深深体验到作为个人是多么无力和脆弱、多么容易被摧毁。对
个人而言,个体理性与感性生命不可能置身于社会化进程之外,它们无例外地参予这个过程,处在永恒的
矛后冲突之中,在其中聚合、分裂、发展和生成。但是由于它的不可抹杀的个体性一一即个体感性生命总
是趋向干自我保存、生长和发育,而理性又总是倾向于肯定个体感性生命发展的本能趋向,因而当含有敌
意的外部力量咄咄逼人之时,理性不仅安抚个体感性生命的不安、恐惧或愤怒的冲动,
找寻现实的和非现实的生存—实现方式。理性的迷惘、困窘—精神上的生存危机,在现代西方获得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曾有过的广度与深度,它拆穿了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种种梦
想。
对现代派艺术家来说,外部世界是混乱的、敌对的、虚假的、荒谬的、不可知的,只有内心世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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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直觉、潜意识、梦境、神秘体验等)才是真实的,值得表现和观照的。关于人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关系,
卡夫卡把自己同巴尔扎克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他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①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由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到现代派艺术
(这其间存在着过渡环节,如唯美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印象画派等,这里我们略而未论。)的历史性反转
在创造主体上的表现。应当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个人并不是外部环境的消极、被动、静止的承受者,
在谈到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避免使用“环境”一词而采用设
身—境遇这一较为具体的说法,其意就在强调个体存在的能动性自觉性,它是一个动态过程,与环境因素处在辩证的联结之中,绝不是被简单机械地决定着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设身是人的能动的存
在方式,卡夫卡是他的独特境遇的创造者之一,是其中的主角,他与世界在人生的舞台上相遇,在此相遇
中理性玩味和咀嚼自身,并把这种咀嚼和玩味看做唯一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