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外国管理哲学比较.doc

--------------------校验: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中国与外国管理哲学比较管理之道贵在实践西洋重「物」,乃至把「人」称为「人力资源」;视之「物」,用处置物的方法来处理人。「物」是被动的,没有感情的,可以任意摆的,因此对「人」也特别注重指挥与监督,一切诉之于规范,简直把人当做机器。人群关系学者倡导管理人性化,而其所谓人性,则系先天性恶,即使Y理论促使管理者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士气,似乎已经注意到「劳力」之外,尚有「劳心」的存在,但是以竞争代替互助的论调,始终无法将「人是工具」提升为「人自身即是目的」的境界。「物」的行是他动的,用这种观点来管理,除了极少数高阶层管理者可以自动之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具有专门知识而听命于目标的被动行为者。中国重「人」,甚至把一切都拟人化了,「物」也是有感情的,必须加以爱惜。「人」本来是宇宙万物的一种,但是「人为万物之灵」,因为「人」能够自动自主,自己成为自身的主宰。「人」不必为了礼法规范而心常戚戚,徒然把自己的心胸逼得愈趋狭隘;管理者应该坦荡荡,且有充分的心灵自由,不拘守于礼法,却言行俱能中节。组织成员,依其智能高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只要大家各凭良心,发出内心的良知本性去行,自然合乎规矩而不逾规范。在有限的规律中发挥无限的自动自主自由,这才是人的尊严与价值之所在。管理是实践的,不是理论的。管理者学得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实际运用,亦将无济于事。管理者可以有许多想法,但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决策,只能独一无二,这是管理者的最大难题,因为时间永不回头,而且急迫得必须当机立断。管理学者可以「为学问而学问」,发挥其孳孳不倦的专一精神,以造就高深的学术研究。管理者却不能不「为管理而学问」,视管理理论为工具,经由学术以改善管理,才是目的。管理哲学是要实践的,管理者躬亲实践若干管理理念,行之有效,有了无比的信心,建立自己的管理信念,虽然说信则灵,毕竟还是要不断地向前推进,才能日新又新。情、理、法我国管理思想,以儒家为主流。孔子「摄礼归义」,更「纳礼於仁」,构成「仁、义、礼」一贯的思想体系。孟子重仁、义,并不忘礼;苟于重礼、义,也不志仁。儒家「仁、义、礼」的管理理念,实践起来,就成为中国人常说的「情、理、法」。[情、理、法]系以「法」为基础,一层一层向上提升,任何组织,都应该以「制度化」为实施管理的起点;组织成员,共同以「崇法务实」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一方面自己守法,一方面也要发挥道德勇气,以反抗不法的行为。制度化管理,重点即在大家共同守「法」。但是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看起来好像固定,却仍随著人事而变动。制度初订立的时候,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此二者又皆是变动的。可见制度如果不能因时因地而制宜,那就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难以应付两可及例外事宜。制度为求合宜,必须「应时而造道」,不可不「持经达变」,为求「经权」得宜,就应该依「理」变「法」,把「制度化」提升为「合理化」。管理者一切求合「理」,必然合「法」,如果出现合理而不合法,便证明此「法」已不合理,有修订的必要,可见制度的适时调整,确有其实际上的需要。萨孟武先生说过:法家主张「法治」,却无不言势、术、法。这三者都和人主有关,居势者君也,用术者君也,制法者亦君也,一切关键均在人主,於是法治最後又归於人治了。事实上,管理是离不开人情的。空喊「制度」而未能「合理」,即是「恶法」。标榜「合理」却不能为同仁认定,便是未得人心,大概有违人情。典章制度日久疲弊,变成形式而缺乏真实的生命,仅仅具有束缚作用,就会和人性发生冲突,造成矛盾。管理者动机不纯正,再合理的规定,大家也看成不合理。所以如何「安人」,才是管理的最终目标。「安」就是「大家好」,管理者以「大家好」的「公心」,来感应员工,员工有了「大家好」个人才能好的心情,一切「理」、「法」,自然接纳。管理人性化,其实就是合乎人,「情」的管理。[情」必须以「理」「法」为基石。许多人从表面上观察,认为中国人是讲「情」的民族。其实,中国人所看重的,乃是可贵的「合理的情」;中国人所十分厌恶的,实在就是「不合理的情」。「情理」合,才是纯真的「情」。中国的经营理念,具体说来,便是「情、理、法」的管理,因为管理本来就是扩情的历程。如何实践中国式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究竟有没有中国式管理一、到底有没有中国式管理有三种说法 1、有人认为没有--管理就是管理,没有中国式、美国式、日本式的区别,只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别。所以说没有中国式管理。 2、有人认为有--管理离不开文化,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管理当然就不同。所以说有中国式管理。 3、有人认为:有也对,没有也对--管理的工具是一样的,只因使用的人不一样,所以有的有效,有的无效罢了。二、不必过分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