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doc

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1954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个当时全世界封建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正走在她胜利的高峰上,她的无限的展望,带来了自由的丰富的想像,少年的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也就是在这高峰上,于是出现了李白”,“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的人。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这就是李白诗歌的现实性”。林庚此文先是在1954年6月下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的,有些与会学者对林文中所说的“太平盛世”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否认李白对盛唐的歌颂,如赵树理在同意林文对盛唐性质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李白的诗作既反映了盛唐好的一面,但他对现实还是不满的,因此也反映了盛唐坏的一面。此文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讨论。有些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认为林文“对李白诗歌所表现的要求解放的精神力量的历史意义估价过高”,裴斐在《谈李白的诗歌》中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少年解放、青春奋发,而是忧郁和愤怒”,“当李白以一个卓越的诗人姿态出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唐帝国开始崩溃的时期了”。还有一些学者持调和的观点。如时萌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既不同意林庚的观点,也不同意裴斐的观点。他认为李白“既然经历过那个全盛阶段,那么他诗中的反映‘盛唐气象’,也真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转变,李白的笔尖逐渐转向,笔上的彩色逐渐沾上了天宝以后的现实生活的灰黯色彩,诗篇里流露着忧愤的控诉”。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对其“盛唐气象”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伸发。他在该文中认为,“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而“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本质”,“整个盛唐气象是歌颂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里面反映了这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八十年代初,裴斐陆续发表了《历代李白研究述评》、《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指出,李白天宝初供奉翰林是他一生当中的重大转折,由此分出创作的前后期,而安史之乱又使他的后期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阶段。李白正是“站在当时社会所处的时代顶峰,看见的不是更美妙的前景,而是黑暗的深渊”,“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李白作品的基调,决不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诗人并没有对他面临的现实唱赞歌,相反,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到现实中简直毫无出路”。而李泽厚在《盛唐之音》一文中,对林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指出,“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首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他还认为李白的《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六首诗是代表盛唐的最强音,并用以论证“他们这个阶级(指世俗地主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1982年在西安举行的唐代文学研讨会上,“盛唐气象”再次成为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议题,会后发表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介绍了与会者讨论的意见。他们普遍认为,“盛唐气象”是盛唐社会政治安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生产力和思想解放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前研究李白,往往只着眼于李白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基本上不提早期的杜甫。须知李白的揭露和批判,正是那个时代强盛、青春的活力、思想解放的反映,把李白单看作批判诗人,是贬低了李白。盛唐气象,中晚唐的作家不断怀念,人民也怀念,这说明盛唐气象从来都是鼓舞人们实现理想、激发民族自信心的一股力量。否定了盛唐气象,不利于古为今用,不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忱。针对与会者的这些意见,裴斐又发表了《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和《“盛唐气象”再质疑》两文。他认为,前人所谓的“盛唐”仅是指诗之盛,与当代论家所说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之盛,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李白创作成熟于玄宗后期,当时盛世已是一种虚弱的假象,而李白的卓越之处恰恰就在惟有他觉察出了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危机;李白和杜甫所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李白的艺术个性不仅是豪,而是豪中有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这才是李白的本色。与此同时或稍后,多数学者撰文认为李白诗歌确实反映了“盛唐气象”。如罗宗强在其《李杜论略》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