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成功的故事”.docx

寻访“成功的故事”十年以前,我以“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为最后一章的题目,结束了《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一书的写作[2]。这一标题来自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温迪?布朗(WendyBrown)一篇文章的标题《论妇女研究的不可能性》。[3]中美两国妇女/性别研究的状况两相对照,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处于“不可能”的状态,美国的问题是妇女研究学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学术研究有些找不着北了的感觉。[4]中国的问题是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举步维艰,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意思。一时间,以美国妇女研究/性别研究为代表的“不成功的”或“未成功的”的故事笼罩着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南方有北方。在全球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处于低潮的状态下,瑞典的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却以“成功的故事”向世人宣告,这一领域的成功何以可能。北欧性别平等搞得好,全世界公认。然而,北欧诸国性别平等的发展模式却各有特色,性别平等的推进,既有自下而上的丹麦模式,也有挪威和瑞典的自上而下的典型。其中,瑞典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水平又居于北欧各国的前列,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的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但是,在英美女性主义霸权之下,北欧“成功的故事”却并没为世人所知。这一问题不断为欧洲女性主义者所诟病(GriffinandBraidotti,2002;Robinson见Bencivenga,2015)。我们需要再次向西看。这次,将聚焦于我们比较陌生的瑞典,从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过程来探讨她们“成功的故事”如何可能,在机构化过程中,国家和学术界女性主义以及妇女运动是如何互动的,女性主义研究是如何进入学术界并扎下根的。了解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许会对“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工作有新的希望。一、机构化成功的基础是国家、女性主义学者和妇女运动的协调与合作20世纪70年代,妇女研究的产生与妇女运动的高涨关系密切,但继之而来的机构化却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女性主义在何种范围上愿意与国家合作,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学科的机构化,各国的故事很不相同,但基本上,妇女/性别研究的成功的机构化离不开妇女运动、学术界的妇女研究和国家这三者的合作、协调与斗争,也就是说,三者缺一不可。瑞典机构化“成功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三者合作与协调的典范。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为什么瑞典国家需要支持女性主义研究的机构化?这还要看看瑞典国家、社会的发展历史。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直到19世纪80年代,瑞典仍然是个农业国家,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民众贫穷,社会制度保守落后。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工会集体协议和不断强化国家立法的发展,特别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1932年起),瑞典开始进行长期的社会改革,目标是建造“人民之家”的民主国家(1932―1950),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惠及全体国民的新型的福利国家。其中,性别平等占有重要的地位。[5]如何制定和推行***平等的政策促使瑞典政府开展性别平等的研究与调查,因此,性别平等的研究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在瑞典是一个国家项目(nationalproject),这一提法与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说法相似。然而,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