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关于典籍英译标准与策略研究课件.ppt

关于典籍英译标准与策略研究的思考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 1、引言中国是具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大量优秀典籍作品。中国典籍英译队伍主要由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和中国译者两部分人组成。中国典籍英译及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英国为中心; 20 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中心;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逐渐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 2) 中国典籍英译已经由以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并重。 3)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新的研究方法的流行与继承传统的努力已形成鲜明对照,许多学者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西论中用已成为中国典籍英译标准与策略研究的一大特色。 4)中西译者和研究者两支队伍近年来的相互交流已使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身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译者往往有不同的翻译理念和不同的读者群,因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制订涉及译者对翻译的理解、译入语文化的规约、译文读者的需求、原文文本类型等众多因素并直接决定不同的翻译作品的生产形态,其影响和范围覆盖了整个翻译过程, 事关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针对中国典籍作品的不同文体,国内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具体的翻译标准。如,译文要三美(音美、意美、形美),译文要“明白、通畅、简洁”等。这些标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使用范围有限。本文拟针对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目的的不同、译文读者需求的不同、典籍文本类型的不同探讨中国典籍英译标准总的原则和具体翻译策略, 希望能对深化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的研究有所帮助。 2、主要观点“怎么译”涉及翻译标准,而翻译标准又涉及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要回答该问题,需要首先厘清:所涉典籍英译是严格意义的翻译还是宽泛意义的翻译?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译文是针对普通读者还是特殊读者?其实,怎么译,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翻译本体(其跨语言、跨文化属性)、翻译客体(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主体(译者权限) 的深化认识。因此,我们提出, 1)在研讨翻译标准时,对文学类和非文学类的典籍作品、全译本、摘译本、节译本,首译本、复译本、中国译者和英美译者的译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译本等显然需要区别对待,因此需要拟定出一套动态多元,和而不同,各司其职,互为补充的典籍英译标准。具体讲,典籍英译作品可能与原文是“形似神似”(内容忠实、效果对等)、也可能与原文是“形离神似”(内容不忠实、效果对等)、“形似神离”(内容忠实、效果不对等)、“形离神离”(内容不忠实、效果不对等)。这就需要研究中国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时,探讨原文与译文在意义、长度、体裁、风格、功能等的相似和差异关系,重视对非文学类的典籍作品、摘译本、节译本翻译标准的摘译本、节译本研究。 2)中国典籍英译标准的拟定不仅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的意图密切相关,还要考虑与文化、社会现实、翻译目的、读者需求等因素。因此,译者的选择应以是否恰当为依据。鉴于翻译既是操控(译者被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所操控),也是反操控(译者也可抵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的操控)。翻译既可投降(向原文文本靠拢)也可拒绝投降(与原文文本保持距离)。我们提出在制定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时, 应借鉴“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的理论重新诠释翻译原文和译文之间关系,重新评估译者权限。 3)建议将典籍英译作品分为严格意义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strict sense) 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broad sense) 。前者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等方面与原文高度一致或接近, 后者则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等方面与原文有明显变异。从事严格意义的翻译时,译者需要尽量抵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对翻译过程的操控,尽力向原文文本靠拢;从事宽泛意义的翻译,译者则需顺应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对翻译过程的操控,与原文文本保持一定距离。 4)译者在从事中国典籍作品英译及研究时,显然需要考虑作者思想、生平,原作内容、风格、类别、版本和时代背景,以及决定该翻译文本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等。同时,还需了解译本读者是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是普通读者还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士。针对不同读者,显然应该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以适应他们的需求,在尽量贴近原文和适度背离原文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应加强对译文读者需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