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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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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族复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振兴与繁荣。苗族传统伦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为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现代社会伦理关系为依托，积极推动苗族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转换与发展，对于促进苗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复兴;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2-0192-03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苗族社会的转型发展，苗族传统伦理需要由传统向现代转换。
　　一、以中华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为导向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凝聚和体现着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必须遵循本国的民族传统和思维****惯。
　　（一）坚持仁爱与诚信的价值原则
　　仁爱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仁爱”，最初是指血缘亲属之间的相互关爱。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们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父母帮助，还要在精神上关心、敬重父母。孔子的“仁爱观”追求的是长辈与晚辈、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之间要互爱互助。孟子认为，人先天具有“四端”之心，人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从而强调通过道德教化达至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路。汉代统治者将“仁爱”提升为国家的政治规矩，“仁爱”正式成为中国几千年尊老敬贤和兄友弟恭的美好品德。归纳起来，中国传统“仁爱”思想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仁爱”的基础是亲亲之情。“仁爱”始于亲，它可以超越时空地域，可以扩展至天地万物，达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其二，“仁爱”需要“克己复礼”。在孔子看来，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体，他们的活动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精神。其三，“仁爱”注重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
　　“诚信”即遵守信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诚信是立人之本。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没有诚信便无法立足于世，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孟子强调：“一个人只有诚信，才能在亲人、朋友和君臣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并获得生存意义感。”[2]其二，诚信是修身之基。《论语·卫灵公》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董仲舒将“诚信”视为维护“三纲五常”的道德基础，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是君子“自省”的最佳途径。中华先哲都将诚信视为中华民族个体修身养性的基础，将信守诺言、以诚待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其三，诚信是治国之道。孔子说：“上好信，民莫敢不用情。”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国君不能以诚待民，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荀子·强国》记载：“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无论哪一个朝代，统治者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实现其治国主张。其四，诚信是交友的基本准则。《吕氏春秋》记载：“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愁，不能相亲。”友人间长久交往的关键在于诚信。最后，诚信是和谐之源。只要君王行大道而不避親贵，对国民重约守信，就能实现社会和谐的国家治理目标。
　　（二）坚持和合与大同的价值原则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内涵：其一，和合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孔子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和”是万物生成和发展的基本元素，不同事物只要相互配合就会达到和谐共处的状态。荀子在《荀子·礼论》中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地万物的变化是“和合”作用的结果，要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人类必须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其二，和合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准则。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观点，主张把“贵和谐、尚中道”作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准则。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观点，彰显了儒家学者对“人和”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高度重视。其三，和合是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基石。儒家典籍关于“百姓昭苏，协和万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等的记载，都表明儒家学者将和合视为构建和谐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