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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
李倩
传统的文学“史识”不同于现代人文学科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学者更多是对文学作品作共时性的鉴赏品评,而缺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脉络的文学史研究。翟理斯亦谓:“中国本土的学者,对个别的作品进行无穷无尽的批评与赏析,似乎从未构想过任何类似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第一章自中国充满神话传奇的上古时代讲起,略述中国早期文明与书写历史的源头,其后分节重点介绍孔子与《五经》、《四书》与孟子、先秦诸子、先秦诗歌以及道家与《道德经》。第二章“汉朝”,述及秦朝“始皇”与焚书的历史,介绍了汉朝的诗歌、史传文学与辞书编撰方面的成就,还注意到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并设专节论述。第三章大略对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为“诗与各体文学”、“经典学问之道”两节。第四章“唐朝”分诗歌、散文两节。第五章“宋朝”除介绍诗歌、散文、史传方面的成就之外,设专节介绍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辞书编撰以及《洗冤录》一书。自第六章开始,分期转以改朝建元的时间为标准,并分别以“蒙古人之朝代”、“满族人之朝代”代称“元朝”、“清朝”。在这三章中,除叙述诗歌及其他各体文学的发展状况之外,还专节论述康乾时期的文化,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戏剧、小说的成就以及各种民间通俗文学的状况。
全书共448页,篇幅极为有限,对作家作品的介绍都仅是点到即止,且全书疏漏讹误甚多。在每一章内,翟理斯大致按照生卒年代排列作家。在各个作家的名目下,简单介绍相关轶闻并附录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或援引自他的《中国文学瑰宝》,或转引自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翟理斯之所以选择这种著述体例,是因为“这样使得中国作者,在翻译之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辩自明”(《中国文学史》序言)。
按照鲁迅“有史”与“无史”的区分标准,翟理斯的文学史可被看作是中国文学“有史”之先。然而,当面对国内外学界的检验评价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有些“不入流”。郑振铎在《评Giles 的中国文学史》中说,“Giles 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翟理斯的后学、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学者卜立德则认为,该书“由种种翻译片段组成,辅以相当琐碎的、有时无聊的轶闻”,同时,鉴于二十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的发展,“汉学已经细分为各专业学术学科,按照其标准,翟理斯只能算是个业余的”
二所谓“文学史”,既指文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又是指记录这个过程的文学史著作。就后者而言,文学史是以叙事体的形式具体呈现于读者眼前。在不同的文学史叙事文本之间区分“入流”与“不入流”、“专业”与“业余”,其标准实由外在于文学史文本的一整套现代人文学科机制决定。翟理斯不以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为旨趣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学界视野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三对比翟理斯身为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教授长达31年的学术地位,《中国文学史》所处的边缘状况,正反映了当时英国汉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
早期英国汉学的研究风气并不浓厚,自上而下以培养为经商和外交的通中国话的实用汉学家或称领事馆汉学家为基本走向。翟理斯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英国汉学界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比起同时期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则相差甚远。翟理斯著述中的“业余”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整个英国汉学研究学科体系的不完备与支持乏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事研究所必需的助手与参考书籍都是大问题,遑论翟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