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移民潮简析.doc.doc

“超级女声”的公众意义-- 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 2005 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围绕着这个事件形成了两个事件公众,一个是在观众如痴如狂的热情投入中形成的, 另一个则是在关于超女比赛民主意义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第一个人群的公众身份是“粉丝”( 歌迷) ,第二个人群的公众身份则是“公民”或者公共生活中的思想者。积极、自愿的参与是形成公众的关键,这两个公众都是个人与个人在对共同问题的关心和交往中形成的。这两个公众因都与“超女”事件有关,彼此有联系,但也因关心不同的具体问题而相互有区别。粉丝公众关注的是歌手或歌赛的结果,未必对民主问题有直接的兴趣; 思想公众关心的是“超女”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未必自己就是粉丝。“超女”事件前所未有地动员了粉丝,也动员了关心社会问题者投入到一种他们私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中去,它形成事件公众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公众、公众主体性和公共空间的现实例子。就粉丝公众而言,这些问题直接与娱乐文化的消费有关,但却远不只是关于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问题。这些也同样是任何民主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 普通民众可能是什么样的民主参与者或实践者? 民主因民众本身的缺陷可能遭遇哪些威胁? 普通民众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意义? 等等。超女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公众把一个娱乐事件转变为一个社会事件,这是继 1990 年代“人文精神”和大众文化讨论以后的重要转变。先前的讨论关心的只是审美、趣味或精神追求的雅俗高下之分,而如今则已经开始涉及大众文化、娱乐和文化消费的“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问题。尽管由于“短平快”式的观点交锋,这些问题还没有充份展开,但可以预见,在“超女”热潮和短平快的评论迅速消失之后, 这些问题以及其它有关如何理解民众公共政治特征的问题会继续在各种与大众文化和群众社会有关的讨论中不断出现。一.“粉丝”公众和媒体现代民主公共政治的参与者和营建者是公众。公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百性”、“大众”或“消费者”,而是具有充分自我利益和自由选择意识,积极参与到不同范围公共事务中去的大众或消费者。“粉丝”是作为公众而引起广泛注意的。他们在超女竞赛时自由选择和能动参与,与一般被动旁观的比赛迷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公众性。但是, “粉丝公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公众。粉丝公众只是一种假象公众。对超女比赛所体现的平民性、广泛参与和自由选择、相对公平的程序,许多人雀跃鼓舞,认为是一次公众民主的实践和胜利。这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应当防止因此对当今中国的公众自由、公民和公民社会状态作出不切实际的乐观评估,脱离这些因素便无法确切讨论超女比赛是否具有民主性或具有何种民主性。超女欣赏者往往在超女比赛中看到了“民主生活方式”的显现。在中国的现状中,刻意割裂“生活方式”和“政治”其实并不有助于提倡民主生活方式。民主生活方式指的是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整个公共生活,不是除去了政治以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日常生活。民主政治是民主生活方式的核心,它为民主生活方式提供了制度保证和价值导向。强调日常生活,不是说有了日常生活,民主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说,民主政治可以,也应当扩展为更道德的日常生活,所以民主政治才更加重要。民主政治越优化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就越能扩大和丰富民主政治的意义。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存在民主日常生活的,更不要说民主生活方式了。有的评论者把“消费者”和“娱乐者”直接等同为“公民”,把粉丝公众直接等同为“公民社会”, 这也不是倡导公民作用和公民社会的明智做法。一种说法是,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培养了男性体育公民的民主自觉”。同样, “快感原则”造就了中国的“娱乐公民”。〔注 1 〕我们要问,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体育公民”和“娱乐公民”, 为什么国家和国家、社会和社会之间还有民主不民主,人民享有或不享有公民权利的区别? 还有一种说法是, “粉丝在这次‘超女’大赛中的表现,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正在兴起”。这种说法承认, “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面对很多官方的禁锢与压力。组织一个社团,需要向政府申请,并被政府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兴起十分缓慢,也使中国市民失去了在公民社会里学****民主精神,培养民主自治能力的机会。”但它仍然坚持认为,超女大赛象早年意大利北部各邦民间的“合唱团、足球俱乐部、读书会”一样正在中国“开辟”新的公民社会。〔注 2 〕在这种乐观的看法后面,有着不容乐观的现实。许许多多国家,如极权统治下的东欧,都有民间合唱团,足球俱乐部和读书会,但那里的人民并不因此就认为已经出现了有他们“国家特色”的公民社会,他们反而把营建公民社会当作一项改变自己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大目标。看来,对“中国式公民社会”的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