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作坊流水账流水账.docx

作坊流水账流水账
1998、1999年的夏天尤其热，动不动就到了40度。我还没有毕业，暑假在家热得呆不住，就跑到找点事儿干。最早在旧报摊上看到，很廉价的买回来，上课很无聊恰好能够看。那堆杂志里记得住的封面是吃药走进新世纪。
　　那时候还在净土胡同，和北京法制报是一个院子。我先推开阅览室的门，管报刊的吴老师说你去找苗炜，就在里面那间，“她也是个年轻人”。见到苗炜，我说我知道你，在足球报上写“京华新村”；估量苗炜有点不好意思，她应该以为自己的影响力应该不止于体育圈儿。苗炜大约问了问我学什么、英语好不好之类的。我的目标尤其单纯，就是找个事干，最好忙得要死，对付第一次失恋后的空虚。
　　当初的还处于前工业时代，基础上“通信靠吼、治安靠狗、出门靠走”。xx部只有一部电话，在高媛的桌上，有两三台康柏电脑，极其传统，唯一的用途就是中午玩“俄罗斯方块”等弱智游戏。这类游戏苗炜总是乐此不疲，以后有了手机就在开会的时候玩“贪吃蛇”，打下最高分。当初一起在“混搭”的还有许知远同学，许同学现在是经济观察报的主笔、“青年思想家”。1998年她休学了一年，旅游归来，整天也是无所事事。许同学酷爱看书，“一天不读书就赶不上许知远”，也是苗炜自我激励的楷模。好几年后，许知远中午到我现在的单位蹭饭，还是背了一个硕大书包，刚刚从北大图书馆借书出来。我们一边吃盒饭，一边扯淡，忽然许同学尤其认真地说，“你以为生活有意思吗？”这种对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追问，让我很惭愧。
　　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只有星期一，各位大爷才纷纷露面，在会议室东倒西歪开个会。这么的选题会对我来说是上课，总能上升到世界观教育。朱伟是老师，每七天要给老师“交作业”。在我呆的几年里，一直是个作坊。全部选题堆在主编朱伟那里定夺，连同最终的生杀大权。主笔们带着各自的兵开个小会，“孩儿们”拿到“令箭”就能够散了。潘先生和朱伟比是另一个风格，总能给人长者般的关心，这种教益并非来自一条稿件的讲解，有时候你看到老潘在，你还会以为自己在干着“知识分子”的事情。
　　我的第一篇稿子废话连篇、狗屁不通。那天中午苗炜喝了点酒，红着脸把我叫过去，喝斥：“不要过高估量读者的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不要过低估量读者的智商，你把这句话反复一遍”。以后我也带新记者，也有机会让他人再去反复这句话。
　　老同志们的收入不高，1998年的时候仿佛给配了一个传呼机，1999年部分同志才用上了手机。大课时拿过一次稿费，仿佛3000字的稿子200多块钱吧。2021年春节前，我基础定下了在杂志工作。第一天过去，xx部刚开完会，任波现在财经过来跟我说，“你赶上好时候了，第一天上班工资就改了。”记适当时主编朱伟撇撇嘴说，“要是30天做一个封面就一万多了”。当初取消了底薪，按页数和版面给钱，完成任务的话，能有四五千块钱。我第30天挣了6000元，这相当于读书时一年的生活费。我拿出3000元给父母换了一台电视，剩下的钱“十一”时到广西玩了半个月。
　　网络时代来了。即使生活周刊还窝在小胡同里，但已经被网络春风忽悠得晕晕乎乎。有一小撮同事去了网站，很长一段时间选题会总被“张朝阳”、“王志东”等人把持。直到以后做了一期偶像的黄昏，这波人才算退出主流话语。记得网络最火的时候，许知远在办一本杂志，跟我约稿，作一篇“网路时代的年轻人”，等我把稿子写好了，那个杂志已经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