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doc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天津社会科学 2012年第3期南帆摘要: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 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 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关键词:历史话语;文学话语;社会;人生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 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 正如约翰· H. 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1 )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 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 “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 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当然, 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罗兰· 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 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 “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2 )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 “……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 这些句子彼此配合, 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 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 而语言则变成话语。”重要的是, 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话语概念是( 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3) 他们不约地认为, 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 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 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 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 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这个意义上, 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 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 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 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 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 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换言之, 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罗兰· 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 4 )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 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首先, 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 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 其次, 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 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 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因此,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进入二十世纪, 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 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 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尽管如此, 许多证据似乎显明, 历史话语很快成熟, 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 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 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然而, 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于各种学问中, 惟史学最为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 惟中国最为发达”, 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