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情感表现与审美内蕴
摘 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作在其文学生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亦是探究其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的结合点。以《永州八记》为例,其山水游记作品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审美意蕴。文章通过探究文本外部风格与思想境界为旨归。这其中,内在的精神体验属于高级的层级,“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体现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即感官激发→审美体验→审美意境的升华过程,且自由是他在现实世界中难以获得的,因而在观游之中所产生的“神合感”才有助于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并挖掘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
二、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生成的双重基础
(一)中唐士人创作心态的改变
唐代初期,三教融合形成了鼎盛的态势。在此历史潮流中,儒学日渐式微,佛道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加之儒学很少对心灵世界进行开拓探微,使得儒学的发展面临理论与现实的重重危机。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推行,儒学重获新生,但佛道之学依然与之并立。柳宗元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以儒为主、兼收佛道的基本特征。
但在其山水游记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窥见,柳宗元由于“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的忧愤,使得其对于自然的咏叹目的在于排遣悲郁,以期获得内在心理的宽慰与平衡。这与《毛诗序》中所提到“发乎情”的目的是“吟咏性情”是一脉相承的,整体而言显示出的是文学的非功用因素,基本没有过多体现儒学提倡“文以载道”的工具性。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据此有一段评述:“韩柳诗文异途的发展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预示了今后文学的进步将走上一条更为复杂的路途。”加之,由“适己为用”这个观点可以看出柳宗元肯定了文学抒情的价值,且“君子必有游息之物”表明他本質上认为文学与士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是真性情的自然显现。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柳宗元在其山水游记中已经呈现出“明道”与“自我性情”的分离趋势,其山水游记的创作最终指向的是文学自身与作者精神境界所发生的缠绕,这一点体现出浓厚的佛道审美倾向,也是柳宗元纵情山水并对旷奥之景进行区分的重要缘由。 (二)生命沉沦的切身之痛
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零陵,自此再未走出这一方土地。“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生命荒废感。同时,政治生涯的中断,迫使柳宗元把目光转向了文学活动,希冀通过文学来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加之身居闲职,柳宗元便拥有大量的精力去思考文学的审美问题。另外,与佛道教徒的广泛交往,使得他的思维被进一步开阔,更多地投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观照以及审美活动的内部机制,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重视对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写,重视对自然审美境界的内在领悟。
三、柳宗元山水游记情感表现的审美内蕴
山水文学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山水审美参与了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另一方面,亦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特殊的情感表现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然山水与人的情智的交互渗透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中物我致一的意境成为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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