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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形成回归潮流媒体评出我国十座宜居小城 2010 年 05月 28日 16:14 南方人物周刊小城之春中国十座宜居小城本刊编辑部“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 实则背后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 与其说是对实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一种期望从 2008 年初到 2009 年底, 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 20 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一是为了治病, 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 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 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 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 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 为了聚会, 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 见面之后, 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 比如抑郁症、亚健康, “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 9000 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 看书, 写作, 种菜, 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余世存发现, 自己并不孤独, 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 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 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 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近两年的大理生活, 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 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 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回归小城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 闭关创作, 或者享受生活; 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 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两个月前, 28 岁的倪静( 化名) 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 供房也太累。”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 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 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 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节奏慢, 离父母近, 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 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 家乡在浙江台州, 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 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 回自贡后, 有什么好的工作呢? “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 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惯中, 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 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 多数过得不幸福。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 10 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 4 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 超过 67% 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 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 这是一个趋势。王志纲举例说, 日本上世纪 60 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 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 就是去东京, 东京人口急速膨胀, 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 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 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 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 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 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 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 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有 8% 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 88% 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 50 万的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