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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说书时代”的媒体崇拜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
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
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
无论这二人的角色错乱到何种程度,但他们都具有如下的共同点,即通过电视节目,演绎经典名著,并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演说方式,赢得了一般听众的喝彩。这一情形类似于传统的说书艺人,尽管他们有意无意要以学术的面目出现。
对于古典名著或历史故事的演绎串讲,本就是一种文学形式,这并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但奇怪的是,这种方式一旦在电视媒体上出现,却引起众多非议。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

电视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直观的大众传播手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那些本属于学院的知识向普通公众播散,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西方社会,是很平常的事。知名学者往往会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或一部分学者分化为大众知识传播人,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
有人斥责易中天等人偏离了学术,俗化了历史,这种指责显然牛头不对马嘴。易中天是个学者,但在电视台讲座,显然不是搞学术研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全国人民都变成学者。
另一方面,历史本就是一些个“俗事”,何来“俗化”?怪只怪原先的学者们把历史神话了。《三国志》可以演义出《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就不能演义出《品三国》呢?就我本人而言,我既不会去听易中天“说书”,也不会去读什么《品三国》。但我决不会因此而去贬低易中天的价值。毫无疑问,易中天等人的讲座不是讲给专业人士听的。易中天是一位好文科老师,一位出色的说书人,至于其学术水准究竟如何,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人会把袁阔成或单田芳当作“学者”,也没有人会认为毛宗岗、金圣叹是“说书人”。而跑到电视节目中去搞学术研究,显然是跑错了地方。
即使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学术,不可能搞一场“全民学者化”运动。所以,不管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的行为,实际上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
在我看来,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出现,并非学术发达到了全民普及的程度,而是旧式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就《三国》(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三国志》,还是作为文学的《三国演义》)本身而言,易中天的解读或品味,实际上并未提供多少新鲜内容。他所说的无非是一些平常见解,或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观点。
将一般学术观点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本也是对一个文科教师的起码要求。然而,易中天的演讲却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消渴症”,以致“新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