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言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 至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
,共二百七十七年。这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时期。其突出特征就是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以普通市民思想观念为
主体的作品主题和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得到了空前的成熟
和发展,并因此而波及和渗透到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
这个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折的关键时期,然而在中国,
本来同样孕育着变革的生机,但它与传统政治及文化力量的强大惯性
相互碰撞的结果却是在光彩夺目一阵后便两极分化,要么彻底回归传
统,要么走向极端和叛逆。这个走势在明代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政治方面,明代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固然起到了巩固政权、稳定局
势的作用。但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正是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才导致
了统治集团的空前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
思想文化方面,明王朝采取了与高压政治相一致的政策。明代统治
者继续将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学说,把四书五经作为士子的日常功课。与
此相应,他们还制定了以八股文为主要科目的科举制度。他们还大兴文
字狱,将文章中出现“僧”“、贼”“、发”等字及其同音字、谐音字的作者一
律罚以重罪①。甚至在表章中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也被认为是影射
皇帝“作贼”,而统统处死。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朱元璋甚至取消了文
人洁身自好的隐逸权利。他在钦定的《大诰》中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
①朱元璋出身微寒,自幼为僧,又曾参加被称为“贼”的起义军,故以“贼”“、僧”“、发”为
忌。
②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
质等均因此被处死。见赵翼《廿二史劄记》。
君用”者,就要被抄没家产并诛杀①。高启等明初著名文人均由此罹难。
这些文化专制政策已经完全超过了其自身的意义,它更为险恶的目的
是要造成一种令人震骇的威慑力,杜绝文人在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的
任何越轨企图,从而造成文人们彻底的服从心理和奴性品格。明代初期
文坛的沉寂和中期以后的复古思潮,均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文化的需求和选择有时并不完全受制于政治权力,人们的经
济生活水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文化选择。随着市民阶层
的不断壮大和城市经济的不断繁荣,那种强权政治规定下的文化专制
政策,其约束力显然要江河日下。人们在长期专制制度下所蒙受的压抑
感也需要得到一定的放松。那么随之而来的便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结
构和环境下人们的道德走向问题,这就是王守仁心学学说产生的社会
基础。
王阳明学说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协调明代统治者的强权意志和
民众的社会心理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统治者以强制的态度要求人
们接受传统的道德的约束;另一方面,民众并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道
德,只是对外在的强制道德要求具有逆反心理。为此,王阳明从两个方
面对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进行了修正。一是试图修改和程朱理学提
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说,认为二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统一在
人们的灵魂中。这就是他著名的“心即理”的观点。这就是说,传统的封
建伦理道德并不是外在的强加力量,而是每个有良知的人内心本来就
有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在封建道德问题上
的对峙,使传统道德成为大家发自内心的需求。二是针对包括统治者在
内的程朱理学的信奉者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提出“知行合一”的著
名观点。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要人们充分认识到,虽然天理就在你
的灵魂中,但还必须将其贯彻落实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做到
“致良知”。这样,王阳明就巧妙地解决了统治者以强制手段难以奏效,
并且对百姓的个人尊严给予一定承认的社会道德归属问题。因而王学
在明代中期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
①见《明史刑法志》。
的哲学思潮。
然而正是由于王学自身涵盖的广泛性,决定了后人对其理解的多
样性。王阳明自己没有料到的是,它的思想为后来代表明代市民阶层利
益的王学左派中的泰州学派及其异端李贽所充分发挥,成为对明代后
期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因为到了明代后期,以压抑人
性、否定人欲为根本宗旨的传统道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号召
力和真实性。它既不为统治者自身所身体力行,更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
商品经济熏陶的文化人所信奉。历史已经发展到对这种价值体系提出
挑战和质疑的时候。
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下层的代言人,是因为他们将王阳
明学说中“人皆可为圣人”这一观点大加发挥,把程朱那里令人恐惧的
“天理”拉回到人间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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