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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论鲁迅在“左联”中的尴尬境地
鲁迅去世一周年，***在陕北誉鲁迅为“中国第一贤人”，“虽非‘共产党组织上的―人，但是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但是这样的赞美其实不能够掩盖鲁迅曾在“左联”中碰到的排于文学的边沿地域，他们迫切的需要搜寻到一个切入口，打进中国文坛的中心。所以他们抓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吻合时代潮流的口号，全力否定“五四”，责怪现在有必然文学地位的作家，特别是对鲁迅进行攻击，想经过这些责怪使自己进入文坛成为声威。
即便不能够完全击垮、战胜已有声威，最少能够让自己在文坛中获取必然的地位，找到一席之地。固然中共的介入使鲁迅与创立社、太阳社的论辩结束了，但他们小集体主义与宗派主义作风并未获取实质性的改变，在左联中也必然会持续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对峙。
二、左联中的是是非非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结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创立社、太阳社与鲁迅等人团结合作，他们之间的隔阂忧如是除掉了，但是创立社与太阳社的成员并无真切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也谈不上对鲁迅提出的建议进行深入的思虑，在内心深处依旧对鲁迅存有很深的芥蒂。他们把宗派主义和小集体主义带进了“左联”，与鲁迅同床异梦，最后甚至公开排挤鲁迅等人，在语言上诬蔑、重伤鲁迅。考虑到抗战的实质需要，一直雄辩的鲁迅在这一期间默然了。
因为冯乃超等人草拟的纲领碰到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的影响，只重视重申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而忽略了文学自己发展的规律，没有涉及对各阶层作家的团结。鲁迅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左翼作家结盟的建议》的演说，填补了“左联”纲领的缺点。但是到会的好多人其实不尊敬鲁迅，以为鲁迅说的仍是那些话，以为进入“左联”后鲁迅仍是陈词滥调，还在对创立社、太阳社进行责怪，并无任何改变。但是据冯乃超回忆几次与鲁迅的接触，鲁迅都保持着热忱的态度，只字不提从前碰到的攻击。可见创立社、太阳社
与鲁迅截然相反的态度。
当冯雪峰被调离，胡风被撤，鲁迅就基本失掉了与“左联”的联系，
成为了一个招牌。1934年终第一版的《文学生活》并无寄到鲁迅手中，鲁迅此后托人材借到这期刊物。周扬等人以本期刊是党内工作的总结为借口，堂而皇之地表现出对鲁迅的极度不尊敬。鲁迅在书信和私下言谈中也多次说到“左联”的不团结，有些人爱“放冷箭”。鲁迅在“左联”中实质处于一个空头职位，完整被排挤到了边沿地带。为响应时势，夏衍、周扬等人决定解散“左联”，成立一个更加广大的文学团
体，并派茅盾通知鲁迅这一信息。在屡次的劝告下，鲁迅了然“左联”必然要解散的命运，无奈赞同，但是提出一定要发布一个宣言，声明
“左联”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周扬满口答应了，但是事实上并无发布声明。周扬，夏衍等人都做认识释，但是这些原因是特别勉强的。鲁迅洞察到文艺家协会存在的缺点不肯加入，便被扣上“破坏国家大计”、“托派”的帽子。在碰到徐懋庸的长信后痛心疾首的鲁迅，发布了《答徐懋庸并关于一致战线问题》。此后鲁迅更加忧虑文学界的将来，以为周扬等人“狼狈
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乱七八糟”，并表示“我病倘稍愈，还要赐予裸露的，那么，中国文艺前程庶儿有救。”但是很遗憾，鲁迅的生命终结在了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