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后富与共富及他们之间的关系.doc

论先富后富与共富及他们之间的关
先富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告别贫穷”的必然产物和现象,它既与当时的政策鼓励和人们的劳作观念、思想状况和劳动技能密切相关,也与当时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束缚、贯彻按劳分配以及发展工商业、发展和繁荣经济的时代潮流密切相关。先富现象的出现,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伦理道德的意蕴,本质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唤醒人的劳动积极性和潜能的重要表征。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先富的方式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其伦理意义亦有不同的差异和性质的不同,但不管何种性质的先富,在社会富强和经济发展中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意义,其生存和展开方式总是要引发不同的伦理意义,呈现不同的伦理价值,人们也可以对之作出伦理的评价。
(一)先富的含义与类型
先富是相对于后富和共富而言的,是指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依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较之其他人率先富裕了起来,成为了社会的富裕阶层。从一般意义上说,先富是率先创富的结晶,其思想和行为均具有突破传统谋利方式的创新性,同时也意味着诸多道德风险的承担,以及不确定性后果的承载。
先富,从其来源和生成上讲,大量地与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劳动有关,与开源节流和爱物惜物以及善于管理有关。从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上说,一切人类具有正当价值的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英国早期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名言,认为一切财富都是由土地和劳动生产的,二者都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威廉•汤普逊对配第的观点作出了某种修正,认为“财富是由劳动产生的,除劳动外没有别的要素能使任何欲望的对象成为财富品。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普遍的衡量标准,也是财富的典型特征。”[2]27理查德•琼斯也说,“一切财富不管来源是什么,总要由人类的劳动使它可以为人类的用途服务,甚至大地自发的产物,也必须由人力收集和使用。因此,一切财富一定都是首先从劳动者手里分发出来的。”[1]1我国古代的陶朱公之所以能够率先致富,不仅在于他勤劳刻苦,而且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将治产与交易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坚持以德经商,“逐什一之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故而人皆称其贤。《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正是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艰苦创业,才创造出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勤劳是致富的重要手段。劳动和富裕结合在一起,确证着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为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富裕的可能性,但由于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决定了谁能富起来首先取决于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多少劳动。鼓励勤劳致富,就会给上进者以鼓励,滞后者以推动,懒惰者以鞭策。鼓励和允许勤劳致富,不仅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
先富也可能与巧取豪夺和侵略性的行为有关。这一类型的先富不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目的亦十分个体化,每每开伤风败俗、道德堕落之先河,中外历史上的奸商大多属于非道德乃至反道德的先富之类,他们的行为往往以恶表现出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是其显著的特征,完全陷入了***裸的现金交易和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富,基本上是以
“血与火”的历史记入人类编年史的,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环球航行时期的“海盗”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中盛行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无不使其先富刻下了严重的反道德乃至反人性的烙印。
劳动型的先富由于富含伦理的意义,故而往往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而巧取型的先富由于失却伦理的意义,故而往往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财富,不能寄希望于巧取型的先富之上,也不能希望以此来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劳动创造了一切。人类的伟大而光荣之处就在于他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创造自己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产生了人类文明,一旦人们真正废止了劳动,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必死无疑。”[3]所以没有什么比辛勤劳动更高尚的东西了,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劳动都是成功和幸福之本,亦是道德的来源和基础。
(二)鼓励勤劳致富与破除平均主义
鼓励勤劳致富,关键在于破除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平均主义是一种主张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社会财富和利益的思想或理论,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表现和类型。有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小生产者和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等。平均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否定人们在利益上的合理差别,强调“等贵贱,均贫富”,主张财富和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长期以来我国在个人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分配,如果一部分人劳动收入比较多,人与人之间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