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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冤枉的“吝啬鬼”严监生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选编的《临死前的严监生》是吴敬梓《儒林外史》中一段有名的文字,因为这段文字中有对严监生临死时经典的细节描写,以致于严监生后来被学术界定性为吝啬鬼的形象。可如果我们细读相关的文本就会发现,已成定论的评判和文本的实际内容有很大的出入,严监生不但很难说是一个贪婪的吝啬鬼,而且有时还得承认他很慷慨,他在临死前伸出两个指头也另有隐情。
“吝啬”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过分爱惜自己的财务,当用而不用。”可《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重视金钱,但并不痴迷;极度节俭,但不贪婪;大量花钱,当用时尽量使用,似乎并不爱惜财务,与“吝啬”的解释相差甚远。统计严监生的开支,经他手或得到他许可的项目达十项,耗资近万两白银:打发传召严贡生的差人,留酒吃饭,送两千钱;了结大哥官司,“共用去十几两银子”;感谢舅爷帮忙,“整治一席酒”;为夫人治病,“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赠舅遗念,“两封银子,每位一百两”,“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扶正赵氏,大办婚宴,花去五十两银子,还“摆了二十多桌酒席”;葬王氏,“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把典铺送来的每年三百两左右的利钱给王氏作私房钱,任其支配;送舅赶考盘缠费,两位每人“两封”银子;赠大哥“两套缎子衣服”、“二百两银子”作遗念,送几个侄子“别敬”。这些都是严监生明着的花费,大量暗地里的花钱还不算。严监生平时生活确实很节俭,比如
“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自己有病,“舍不得银子吃人参”。那么,这个自己舍不得吃喝,甚至可以说对自己有些“吝啬”的严监生,为什么有时又对亲戚、妻妾、家兄如此慷慨大方呢?
严监生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文化的人格塑造力量强悍地控制着每一位读书人,浸渍着世人的情感和思维质量。生活在儒林百丑中的严监生必然与科举发生深刻的联系。按科举例律,从秀才里选拔出来贡献到国子监肄业的叫“贡生”,五贡出身而任官职者,与举人、进士出身者一样,被视为正途。监生比贡生功名低,只是标志着具有了同秀才一样参加乡试的资格,何况严致和的监生名号是花钱买来的,他未参加正式的院试,只能算是异途出身,比不得秀才或贡生。
在普遍的科举观念的作用下,严监生不可避免地也以功名来衡量自己与别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钱积累得不够多,而是在科举文化的阴影里自己身份太低下,活得太卑下太委屈。严监生病重时向舅爷王德王仁托孤,吐露了肺腑之言:“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象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言下之意就是自己终日受气,是因未曾“进个学”,这句话颇能体现他在科举文化下的趋同心理。这种萦绕于心的未曾进学的情结与天生的胆小怯弱性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严监生的卑微人格。严监生嗣业不旺,只有一个小儿,才三岁,而严贡生有五个
“像生狼一般”的儿子。严贡生的内囊耗尽,白白吃穷,无财却有势力,是一个千方百计往上钻营、攀附权贵、阴险刻毒之人。为了保住偌大的家业,严监生只好一味地讨好兄长,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并施展小恩惠,实行笼络政策。此外,严监生为了保住儿子,使万贯家业不至于旁落他人口袋,他还主动靠拢、讨好舅爷,又叫赵氏精心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