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纹的论证.doc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李学勤先生曾这样评价镶嵌铜牌饰: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国外的林巳奈夫、艾兰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饕餮纹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不可回避的一个概念。虽然近世也有学者不断地提出新的名称(注:李济有“肥遗”之说,马承源有“兽面纹”之说,邱瑞中有“立体龙”之说,……诸说各异,详见下文。),但却无法在中国青铜文化中淡化“饕餮纹”一词的重要性。甚至西方东方学学者吉德纬(Davidkeightley)曾说:“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而他自己更认为饕餮是“一个甲骨文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注:吉德纬:《商史材料》页137,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1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如果我们暂且不介入有关这一名词是否合理的争论中,那么此词的始作俑者是谁呢?谁创造了这一“谜团”以致后人为之而困惑不解?是商人自己?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商人只是在青铜器上创造了这一视觉形象,但并未给它命名(注: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商人称这种纹饰为什么,无论甲骨文、金文或青铜器铭文,都没有涉及这一纹饰的名称或者是“饕餮”一词。),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这种纹饰称为“饕餮”的是《吕氏春秋》。其书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注:《吕氏春秋》卷一六《先识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于是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金石学书籍一直称商周青铜器上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  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判定:即这一定名并没有太多的依据(注:《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距殷商之时已属久远,且其书之成乃吕氏门人拼凑之作,言多不实。再者,饕餮纹与饕餮之称存在较多名实不符的逻辑问题,故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定名之举并无根据。)。《吕氏春秋》的著述者可能是从饕餮纹的视觉特征——狞厉感出发(注:饕餮纹从视觉感受上看具有一种神秘的狞厉感。此说可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厉的美”,《美学三书》页39,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再联系传说中神怪之名而加以命名的。因为饕餮在文献记载中属于上古神话传说的怪兽或恶人形象,多见于战国秦汉的相关著述。饕餮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用作人的称呼,注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即贪财贪食之意。将文献中的“饕餮”总结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二点:一、饕餮是上古传说中野蛮的部落名称,如“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注:《尚书正义》卷三,北京大学藏《四部从刊》本。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左传》等。);“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吕氏春秋》卷二○《恃君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淮南子》、《通鉴纪事本末》等。);“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注:《神异经·西南荒经》。),等等。二、饕餮非人,乃食人之怪兽,如“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肋下,食人”(注:《十三经注疏·左氏传文公十八年》服虔引《神异经》注。);“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注:《》中郭璞注语,原句为:“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枭,是食人。”)等等。  青铜器中的饕餮纹是否就是上述文献中的饕餮,我们暂且不论,单就这种纹饰而言,在商周青铜器上是极为常见的。它集中出现在三个时期:二里冈期、殷墟期和西周初期。二里冈期青铜器纹饰简练,大多为带状,少有通体满花的器物。此期饕餮纹亦较简洁,多带状长条,上下夹以联珠纹,一般为单层,没有作衬底的地纹,多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或细或宽的线条组合方平,转折处流畅自然。殷墟期青铜器器形厚重,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此时的饕餮纹已不再是简单的带状布局,而是占据了器皿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饕餮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地纹上饰主纹,主纹上又刻以阴线重叠加花,形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