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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
本书最重要的十个观点
没有事实本身,只存在它的传播方式。人们只生活在语言传播的世界中,传播决定了事实真相。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事实真相会起到支配、改变甚至颠覆的作用,人的语言最具有魔力最具有危险性。由于语言对事实的支配性,所以权谋家们看重语言对实现图谋、达成事功的功能。
谋略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使用谋略的动机和目的显示出谋略在道义上的卑贱崇高来。阴谋诡计应用在日常生活,那是卑鄙小人的伎俩,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那是枭雄谋士的雄才大略。苏秦与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一样,认为谋略权术是政治科学,与日常道德断然无涉。谋略并非教人奸诈和邪恶,相反,它正是为了战胜邪恶和侵害、为了保证道义的实现而必须运用的智慧和手段。它可使人避免愚蠢和短视,踏上科学、高效率的正道。
荆轲刺秦王是政治上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肯定荆轲抗暴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是一回事,检讨燕太子丹的决策失误是另一回事。至刚易折,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返顾有用的多。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周易中讲“灭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韬光隐晦、以退为进、坚韧的耐力方可成事。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却既给行动者本人造成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补益。
谋略与口才相辅相成、互相促成。谋略是因,口才是果。谋略用来策划、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口才用来实现策划、通过说服人直接解决问题。没有谋略的口才会变成信口乱说,没有雄辩的谋略也会被束之高阁、因得不到实践而成为水中之月。战国策士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既是谋划高手,又是用雄辩实现自己谋划的行动者。
运用谋略与口才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把握上。对每个人人性中的善与恶、贪欲和良知要有清晰的衡量和娴熟的引导,说服对方,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状况和需求,才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对待人性,如果积极成分多,就用褒扬的、激励的方式以利益和荣誉使其就范,若人性中否定成分多,就要靠威胁的、惩罚的方式以恐惧和灾难使他就范。
为达目的不应该不择手段。首先,手段取决于目的,这个目的一定是有利于自己或社会的;其次,如果手段本身的使用违背了目的,使用手段造成的负效大于目的应产生的效益,那么这个手段是不应该采取的。为那些能带来正当效应的有益目的去不择手段,而且此手段不会凌驾在目的之上,是完全应该的。
知识分子当不了政治家,因为知识分子心有不忍、注重清名而不能务实、只会论道而不会作事。真正老练的是务实型的政治家,他权衡得失、隐忍果决,他注重实力和谋划,是那种把目的的真正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德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谋略带来和平也带来正义和民主。上天赐予我们大脑和嘴巴,不用动手动脚、动刀动枪,头脑和言语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化解各种危机,不战而胜是谋略的发端和宗旨。《战国策》中也充斥了众多朴素的社会政治真理,当时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前世绝无、后世少见的高度。政治游戏规则古今同理,很简单也很朴素,遵循它就会长治久安,违背它,就会倒退紊乱。
善变敢说、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合纵连横,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关键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诱。利与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利有久暂之分,害有远近之别。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忘远害而为我所驱;胁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祸而就我掌控。“福兮祸所伏”,以利诱之,实质上是以利害之。在合纵连横反复无常的变化中,败者多败于不能明察事机、丧失同盟而自陷于孤弱;胜者多胜于善于结盟联合、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而益强。
序
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全方位竞争,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尚未建立,由于儒法家思想还没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相对松散、活跃、自由、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璀璨瑰丽的文明黄金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圣贤和英雄辈出、雄辩和华章毕呈。战国时代是我国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轴心时代,是奠定我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基调的本源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个体人性最为辉煌和丰满的时代。
主宰我民族精神文化的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传统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孔子、孟子、韩非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圣哲大师所达到的思想理论高度,后世之人都难以企及。而其中以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由于其在社会政治上的真知卓见和在事功上的谋略权术、雄辩才智,使其具有着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