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
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
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
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 “史迁绝学,《春
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
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
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年)。
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
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
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
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
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
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
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
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
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
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
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
年(公元前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
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
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
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
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
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
大量的图书文献和》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
(公元前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
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
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
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
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
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
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
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
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
《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
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
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祕书,看似荣
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
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
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
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
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
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
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
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
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三”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
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
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
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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