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论.doc

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论任何一部讲述西方文学理论论发展史著作,都必须由希腊、罗马构成的古典世界起步。这不仅是个惯例问题,而且事实上这是由西方理智生活的开端而决定。凡是接触到今天西方文学理论的人,都要承认最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领域,充满着思潮、术语和理论,但是,及时如此,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创造者们毫无惯例的承认,以古典时期的文学理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化,对当代西方世界的文化构成来说是一个源头。发样与希腊,后来在古罗马又得到了继续发展的古典主义,对“世俗的生活”构成了主要的贡献。如果要用简单的语言总结希腊的遗产特征,可以说是“理性精神”。这里说的理性精神可包括以下几点基本内容。首先,理性精神体现现在对理性自足作用的突出。从理智方面说,希腊人最早动用自己的理智去进行非功利的探索。不像在其他文明那里,对世界的惊奇成了理智探索的基本动力,以至于“爱智能者”成了古希腊社会中的重要群体其次,理性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希腊宗教的独特特征上。可以说古代希腊宗教也是一种理性的宗教。这种宗教中的神,固然也是一种人的力量的异己形式,但是他们的形象和关系更多的带有活生生的人及社会的影子。希腊宗教中的主要因素就是阿波罗崇拜,节制、追求平衡、秩序是这种崇拜的核心。再次,理性精神还体现在希腊的社会风俗上。戏剧和诗歌创作是这种社会风俗的重要部分。之所以说是重要部分,是因为戏剧和诗歌在古希腊社会中不仅供某些特权者案头欣赏的文本,还是一种“社会中介”。在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戏剧和诗歌要在公众面前要出和朗诵,并要接受公众的评判。公众的理智交流由次可见一般。这种重理智的环境也使希腊哲人们特别“敏锐”。就文学理论而言,每个民族都在很早就发明了语言的虚构、叙事以及戏剧创作等使用方式。但其他民族很少形成对这些使用方式的理论探索。可是,希腊人在其早期,就对语言的特殊使用方式,或者我们今天所有说的“文学性”使用方式进行探讨了。一方面,语言规律曾面揭示“文学方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更关注诗歌和戏剧等文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试图在理论上解答它们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理想形态和社会公用问题等。可以说最好两个方面概括了以后文学理论要探讨的基本范围:一个是文学的自身规律,一个是文学的社会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综合,这就是他的《修辞学》和《诗学》。公元前4世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以雅典为中心的自由城邦联盟连败于力量更集中、更强大的斯巴达和马其顿。自此,希腊哲人们自由思考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随后,希腊世界成了马其顿帝国的附庸,文化中心也因而从雅典转移到马其顿。由亚历山大开创的雄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由于复杂尖锐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就分裂成了亚洲塞琉古王国、埃及托勒密王国和马其顿本邦三个部分。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却成为希腊文化在北非、近东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也由此进入了‘希腊化(hellenism)’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内“修辞学”得到了突出的发展,而“诗学”却受到了忽视。罗马共和国经过三百年长期征战,在公元前1世纪建立起庞大的军事政治国家。罗马的共和时期并没有为社会带来稳定的局面,相反,党挣和内战几乎使罗马不复成为一个国家。正如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的争论促进了“辩论术”的发展一样,罗马的共和时期的党争和政治斗争,也使得“修辞术”在实践和理论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代表任务就是西塞罗(cicero)。以及奥古斯都(augustus)改共和制为君主制才结束了政治上的混乱和文学上的“辩论体散文”时期。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黄金时期”,诗坛也开始繁荣,因而对诗学理论的重新发现也成为了必然的要求,随后相继出现了维吉尔(virgile)歌颂盛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贺拉斯(horace)和郎吉努斯(longinus)以“崇高”为中心范畴的诗学。整个古典时期的文学理论构成了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主题,也就是语言应用规律和各位关注文学社会性的理论问题。“理性”与“崇高”则是这一时期古典文论的形态变现。如果说“理性是希腊修辞学合诗学的基本精神,那么崇高则是罗马时期修辞学和诗学的核心。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甚至是在智者那里,修辞学和诗学的理论探索都以"逻各斯(logos)"的严格性为指归,但在贺拉斯、郎吉努斯那里,甚至在西塞罗那里,滔滔雄辩的形式和崇高的内容成为了基本的诉求。一修辞批评我们前面也提到,在古希腊和整个鼓点时代,修辞学的研究比史学研究要活跃得多。但这种“修辞学研究”绝对和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修辞研究不同。其实,古希腊人所说的rhetoric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巧。它包括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说和进行辩论的才能,而那时法律和政治竞技场上的劝说性演讲技巧,正是希腊贵族所转悠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