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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故事
我们家在吃饭问题上常常分成两派，一派是守旧派，以内人为代表，主要成员还有我；另一派是时髦派，我们的孩子都划归这个阵营了。

两派意见经常相左，比如：守旧派是见米就下锅，时髦派则不但要求米是新米，还要求口感好有香味的品种；守旧派对吃剩的东东总是爱惜有加，舍不得丢掉，上顿留到下顿吃，时髦派则主张倒掉，特别强调不能吃变了味的食物；守旧派对菜的选择往往以价格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只要“合算”，一连几餐都可以是同一品牌，时髦派则要求品种要多样化，要经常换个口味。就连杀鸡镗鸭，守旧派总是喜欢自己动手，为的是节约几个“铜板”，时髦派则主张拿到专营店代加工，图个省事清洁......

为了说服孩子们,我们不时地回忆过去，给孩子们讲讲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孩子们则将信将疑：真有那么穷困的年代？

有一次，老伴煮菜汤放油多了些。以为油多就好吃了。不料马上招来孩子的批评，说是脂肪高了。老伴一脸的委屈，说你们没经过吃野菜的年头啊！孩子却说，野菜好啊，绿色食品嘛，现在想吃还难找呢。

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说说这吃饭的故事了。

打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常常为吃一口干饭问题而发愁。那时侯，天天吃的是玉米糊，红薯叶、南瓜叶做的菜。即使收了新稻，也难得吃上一口干米饭。于是我总盼望过节，因为过节就可以吃上一两顿干饭啊。常常是这个节刚过，我又掰开指头算计离下个节日还有多少天。有一天，邻居老爷爷过世了。父亲出远门，母亲就去那家帮工。家里还需要一个人去送情礼，顺便就可以吃上一顿好饭。母亲为了帮助我实现吃干饭的“理想”，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土白布长头巾，吩咐我拿到邻居家去。我把那头巾交给邻居伯母，紧张中忘了母亲教我说的话，伯母接过头巾，却没有安排我吃饭，我只好失望地跑回家伤心掉泪。

我3、4岁那年，有一次，小学老师病倒了，请了一个月的假。山区小学，往往一个学校只有一位教师，这一病，就没得老师教书了，怎么办？老师知道我父亲读过几年书，便提出要他代课。代课是没有工钱的，报酬就是老师留下的一小半缸大米。父亲每天背着我到学校上课，中午和下午就在学校开饭。每餐下锅的只有一筒米，可是父亲为了给我解馋，都是煮的干饭。用小号鼎锅煮干米饭，结的锅巴很厚。常常是我一个人把饭吃光，才勉强填饱肚子。而父亲只吃那锅底的几块锅巴对付过去。有一次，我特别不顶饿，吃光了饭还闹着要吃锅巴。父亲只好又分一些给我。第二天，妈妈就不让我随父亲去学校了。父亲说，这孩子有些聪明呢，他在教室外面玩，可是一二年级的语文课都背出来了，还是去吧。妈妈塞给我两个烤红薯，说乖，不要跟爸爸抢锅巴啊。从此，我不再问父亲要锅巴。

最难过的是59、60、61那三年了。58年吃饭放了几个月“卫星”，不久集体饭堂就只供应稀粥。那时候，我全家5口，每餐只从饭堂领到3斤粥。这粥很稀，毫无粘性，米粒下沉，形成三层：第一层最上面，米粒寥若晨星，这是父母吃的；我和二弟吃第二层，半水半米；最下层米粒多，留给年幼的三弟。

渐渐地，大锅饭连稀粥也煮不下去，但上面不准解散集体饭堂，小队长于是下令在公共食堂内砌起十几口小灶，各家各户都在一块煮自家的饭。有一天，一位阿婶告诉主厨的妈妈一个办法，就是每天吃完饭不要洗锅，放一些水润一润，到下一顿加大了水，那旧锅巴自然浮上来，连同新米一起煮，多出不少分量哪！母亲却没有照办。其实那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残渣余孽”了，因为每餐结束的时候，我和弟弟就用木做的饭排，狠劲地在锅底来回冲刷，然后舔食上面的“胜利果实”。

终于有一天，没多少米发了，说是实行“瓜带菜”，营养价值高，每天发的是几两红饭豆，斤把南瓜。那时侯，我已经把欲望标准降低，不再企望能吃上干饭，而是想着怎样填饱肚子。每天，我带着这种“瓜粥”走上5-6公里到学校去。到了中午就在学校吃。“瓜粥”放在粥筒里几个小时，全部化成酸溜溜的瓜水，喝进去没到十分钟，就拉一泡尿，肚子很快就瘪下去了。根本不能顶饿。糟糕的是有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有人偷喝了我的粥，下课后我的粥都已经见筒底了。只好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很高兴，从屋角扒拉出两个红薯，说是在犁红薯地的时候发现的，可能是“漏网红薯”。她很快烧了火，煮了分给我们吃。而且告诫年幼的弟弟，不能到外面乱说。原来那时正在搞一个“反右倾，查瞒产”运动，武装民兵在村里巡逻，发现那家冒烟，就进去搜查。如果搜出粮食，非拿去“坐中央”不可。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