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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故事
我们家在吃饭问题上常常分成两派，一派是守旧派，以内人为代表，主要成员还有我；另一派是时髦派，我们的孩子都划归这个阵营了。

两派意见经常相左，比如：守旧派是见米就下锅，时髦派则不但要求米是新米，还要求口感好有书记是我们屯的女婿，他来看望岳父母，岳母在家煮了些饭招待他，谁知这书记一回头就往公社打了报告。于是我们屯就成了“瞒产”的嫌疑重点，公社干部下来调查开会，查问了好久，终究是没挖出一粒粮食，这才悻悻地撤离了。

瓜带菜的日子维持不到几个月，集体大饭堂解散了，小队的仓库已经扫空，改做卖油盐的代销店。各家开始到地里搞“小秋收”，把地刨上三五遍，希望有“漏网红薯”或者烂玉米出现。接着就出现了挖野菜的热潮，红军吃的“革命菜”早就光了，雷公根也完了，不知名的菜也渐渐地稀缺。有一天，家里已经断了粮，母亲从野外回来，只从树皮网袋拿出一把野菜，煮了给我们吃。每人不过小半碗，又没有油盐，但我们很快吃完了。那天晚上我饿的怎么也睡不着。父亲教我抱着个木墩放在肚子上，以为可以顶饿，还是不济事。我爬起来喝水，肚子咣当作响，可是很快就拉尿了，肚子更显饿啊。我着急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床上的父亲发话了：“别乱走啊，这样更饿的，快来躺下。”

那时侯，妇女们的主要采集对象是红花地桃花的种子、草决明，没几天就完了；接着就采黄独子、天南星，别看那名字好听，而且都是中药，吃起来苦的苦，麻的麻，吞到喉咙痒老半天都缓不过劲来。就这样的货，因为要浸泡到水里，还经常失窃。后来人们都学乖了，要泡都在自家的水桶、木盆里泡，还是常常丢失，但都是自家孩子抗不住饿，偷吃的。没出两个月，这些东东都绝迹了。于是有人想到一个办法：林子里有一种叫不出汉话的藤，过去是用来糊棺材，防止尸体烂水外漏的。于是砍了数节捣烂，煮成一大锅黏呼呼的粥，一家人吃下去，肚子胀的厉害，再也不觉得饿了。谁知不到三天，一个个颜面浮肿，分不请张三李四了。

父亲毕竟是见多识广，他要独辟蹊径，于是叫来近亲数人，到深山老林里去砍一种叫做木槟榔的树，取出树心捣碎了煮吃。这玩意儿真叫甜哪。可是不到半个钟头，全家人又喊肚子疼。原来那又粗又长的木纤维一到肚子里就发挥孙悟空的拳术。呵呵，不行。父亲又约几个人爬上悬崖峭壁，用几米长的竹竿捅落“天瓜”，怕人家知道了跟着来采，趁着月色悄悄挑回家里。这东西大的有几十斤，切开就是一大箩，可是做成疙瘩也难咬，太硬了，一口下去见一道牙印，甚至有牙龈出血，牙齿搞断的。这些难题难不倒农民。他们上山去，从石缝中采了一种叫做“夹石草”的（学名我曾从植物图谱中查过，忘记了），与天瓜掺合，做成糍粑，趁热吃下，还能顶用。但第二天放到火里烤，不但不变软，反而着火了。多年以后，我进城读书，见人家把天瓜种在瓷盆里作观赏用，好象叫“铁葵”。但是我对它没有丝毫好感，因为我的一位族爷爷，因为采它，被砸死在山里了。

为了解决荤菜，人们也想了许多办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堂姐把一碗黑糊糊的东东递过来，我正惊疑不定，只听三弟说，是蚂蚁啊，可好吃啦。我们家屋背后的坡上，到处是野梨果，黑蚂蚁最喜欢在那里做窝。这一年春天坡上再也没有漫山遍野的白色梨花开了。

但是，肚子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人们开始向老鼠、蛇进攻。一天，父亲到学校来看我，递给我一只用烂裤脚缝制的口袋，我打开一看，是一只烧得焦黄的山老鼠。饥肠辘辘的我赶快咬了一口，啊，好香呀。

其时我刚刚考上初中，学校也有很多发明。宿舍的对面挖了许多深坑，把学生的尿都倒到那里去，培养人吃的小球藻。据说蛋白含量很高，是抗浮肿的上等食品。学校还到十几公里外的河滩、山坡开荒种粮种菜，每天派学生去看守，防止“敌人”搞破坏。我们饿了，就难免监守自盗，拔了萝卜、红薯往裤子上蹭几下，三两下就吞到肚子里。

这时候听说可以搞小开荒，农民大都是种些木薯，集市上木薯糍粑渐渐的多了，一个中午我们劳动经过集市，很多同学都买了糍粑吃。但到晚上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全校几十号人，捂着肚子排队上厕所。我刚刚从茅坑出来，又感觉里边很急，但茅坑里的同学不出来，又不能先进去解决，只能拉在裤子里。那时侯还没有吊瓶，学校整夜用牛鏊煮了糖水稀粥，强迫虚脱了的我们喝下去。过后不久，学校召开会议，声称这是本地的“山西平陆事件”，老师要我们比照课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一篇作文，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木薯中毒的学生们。

吃东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刚开始还有人议论，以后到处有人死，已经没有新闻价值。我有个姨婆，全家6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