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勾栏剧场对戏曲大众化的影响.doc

宋代勾栏剧场对戏曲大众化的影响
摘 要:剧场作为一种重要的戏曲传播手段,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元时期是不仅是中国戏剧的成熟时期,更是中国剧场的成熟阶段。宋元时期勾栏剧场的成熟从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中国戏曲几百年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动舞。”[10]由此可见,唐代歌场是当时经常举行歌舞演出的场所。除了歌场以外,唐朝第二种较为常见的演剧场所便是变场。唐代佛教依然十分盛行,各地佛寺的繁荣,催生了变文与俗讲两种新的艺术形式。变文一般在当时的寺庙的俗讲十分盛行,推动了变场的建立与形成。除了歌场与变场之外,唐代最为盛行的演出场所便是“戏场”。顾名思义,戏场之中所进行的大多是汉代遗留下的百戏杂技等演出。唐代的演出场所相较于前朝更进一步,为中国剧场的成熟做了十分重要的铺垫。
宋代是中国剧场发展史的重要转折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当时在城市之中出现了专门的游艺场所“瓦舍”。瓦舍的形成与唐代的演出场所的兴盛密不可分。在瓦舍之中,出现了中国古代的正式剧场“勾栏”。“勾栏”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早期是指栏杆的意思,唐代沿袭了汉代“勾栏”之意。到了宋代勾栏“主要是指当时那些存在于市井之中的专门的固定的演出场所即剧院。”[11]宋代勾栏的数量众多,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每个瓦舍有“大小勾栏五十馀座”[12],勾栏的兴盛进一步扩大了戏曲的受众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推动了戏曲的传播与发展。 二、戏曲大众化的基本表现
戏曲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大众文化产品的属性。大众文化一般具有“属性商品化、审美日常化、形式娱乐化”的基本特征。宋元时期伴随着勾栏剧场建立,中国古代戏曲作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呈现得更加明显。
(一)属性商品化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戏曲形态的商品属性较弱。无论是汉代的百戏、角抵戏、唐代的歌舞戏、参军戏,还是宋代的滑稽戏,其娱乐性往往大于商品属性。宋元时期,伴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戏曲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自身的商品属性在不断加强。而这种商品化的属性正是大众文化的体现。宋代时期戏曲商品化的属性呈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戏曲创作批量化、产业化。在宋代之前,进行百戏、角抵戏、参军戏、歌舞戏创作的作家、作品的数量都不可与宋代同日而语。宋代城市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戏剧的生存聚集了一个广大的既有钱又有闲的消费群体。”[13]这类消费群体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对戏曲作品的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进行戏曲创作的团体,例如在南宋临安出现的“书会”这一组织,戏曲作品的数量也出現了直线上升的趋势。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宋代官本杂剧的名目共280种。第二,职业演员数量的增加。既然戏曲作为一种商品化的文化样式,自然而然出现了大量依靠戏曲谋生的群体,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便是宋元时期的职业演员。据不完全统计,宋前见诸记载的艺人“汉代有李延年、李夫人等10多人;魏晋南北朝隋时期有郭怀、袁信等近30人;唐五代有黄幡绰、张野狐等70人。”[14]到了宋代时期,随着戏曲这一艺术样式的商品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演员依靠戏曲演出盈利谋生。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列举的北宋末年开封娱乐业的演员,总共72名当红艺人。到了元代,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记载了120多位演员。职业演员数量的增加,说明戏曲作为商业文化,其商品化的属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观众对于戏曲这一文化商品的需求,直接促进了戏曲的传播与发展。
(二)审美日常化
整个宋代在前期审美情趣上呈现出日常化的倾向,这种审美情趣具体投射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表现为对“闲”“适”的追求。因此,休闲文化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化思潮。这种审美情趣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更深的哲学追求。“宋人休闲文化更为深刻的一面,也就是将休闲本体价值提升至了一种精神高度。”[15]因此,在整个宋代,无论是宋词艺术、绘画艺术、园林艺术都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日常化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民众娱乐方式的转变。在当时的城市之中,大众休闲文化,如娱乐表演活动、勾栏瓦舍、节日民俗等开始繁荣发展。当时在城镇之中,戏曲表演的演出与题材越来越通俗化,出现了大量反映民众审美趣味的剧作。比如北宋时期流行的滑稽戏,其剧作题材大多取自于日常的现实生活。吴自牧《梦梁录》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到了南宋,随着南戏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南戏剧作在题材选择上都呈现出日常化的倾向。《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作为最早发现的三部南戏作品,其题材选择以及创作倾向都带着浓厚的日常化的气息。这种审美倾向也对后来元杂剧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形式娱乐化
戏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自然以娱乐为旨归。与文人化的诗词文审美旨趣不同,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