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doc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作品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某些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 “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 ”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 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 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