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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诗的奢华
昨天一到株洲,就看见一个很好的标语:“株洲,你从来没有如此的奢华!”今天感到果然。株洲用这么多的诗,这么多青春的诗人,来装点自己干旱已久、即将进入冬天的大地,我想是够奢华的了。
到了株洲以后,就开始读青年诗人送给我的作品。从这些诗里能看出我们当前诗歌的一种趋势:起点很高,大家写得很努力。和过去的诗比一下,现在写得非常细致。感情细腻,语言活泼,捕捉事物时的敏锐和准确。都是过去的诗歌中所缺乏的。早些年的朦胧诗,是诗界的一场革命、一大跨越,但是它也带来了相应的后果,那就是诗的意象繁复,诗的内涵过度隐蔽,造成读者阅读上的困惑,也引起了一些争论。现在的诗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的诗写得既含蓄又明朗。我说含蓄指的是诗意的含蓄,明朗是指语言的明朗。过去那种不准确、不好把握的,或者说是埋藏很深的、跳跃步伐太大的诗,现在似乎不多见了。
青春诗会是一个品牌,是《诗刊》发展活力的一个体现。有些青年诗人参加青春诗会以后,前进的步子比较快,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青春诗会不是一个改稿会。如果是一个改稿会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了。我在鲁院讲过这样的话,我说你到鲁院来学****目的不是回去以后能够多发表几篇文章,或者能出一两本书,这是最低标准,而且在当前是并不困难的一个标准。对于已经写了很多的作者来说,鲁院就是要把一个普通的作家变成一个优秀的作家,把一个优秀的作家变成杰出的作家。让一个杰出的作家向大师这样更高的层次去攀升。参加青春诗会恐怕也有这个意图。我看很多人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出了一些书,得了许多奖。你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给《诗刊》提供一些稿件,那样的话就低了。通过这次诗歌活动,大家在一起互相切磋,听听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编辑部的意见,我觉得对大家今后的写作会产生大的推动。
写作对人来说是一生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我想,是技巧问题吗?不光写诗,写小说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鲁迅当年就很反对读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写作写什么东西?写人的心灵,写诗人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感触和把握。外部世界在诗人的内心所引起的波动,以及内心世界在外部所找到的相对应的形象,就是诗要体现的东两。
诗歌的难度:写诗就差那么一点
我们写诗时,常常缺一点东西。而唐人的诗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这么一首诗,大家小学都学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的前三句是叙事。我在松树下问这孩子:哎,你师父干嘛去了?师父采药去了。到哪采药去了?在山里。如果只有这三句的话,我认为它不构成诗。后面的“云深不知处”使这首诗顿时产生一种禅意,把诗的意境拓展开来了。使人产生一种联想:人生不也是悬浮在这云雾之中的吗?这种“云深不知处”便给了我们一种扩展想象力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句,前三句能构成诗吗?不能。前三句是它写诗的一个铺垫。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诗就缺这么一点东西,没能把一个事件推到一个诗意的境界。
现在有一种无难度写作。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写作本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马雅可夫斯基说他写一首诗在屋子里走得脚都磨出茧子来了。没有难度就没有精品,所有精品都是克难之作。古人说“两句三年得”、“捻断数茎须”。似有些夸张,但它告诉我们写作是有难度的,要写好是不容易的。我们看一下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时写的诗,他写的是下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八片九片十来片”,三句就写完了。这是诗吗?不是。后来刘罗锅给加了一句。“落进草丛都不见”。这就是诗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写作就缺少这第四句。其实用心最良苦的就是这第四句,前面都是铺垫。这是我读诗的一个感触。
我们读诗时常常觉得,这个诗人很有才气。但就是缺那么一点点,稍微往前推一下就能写出一首好诗来。我们常常感叹诗里头有名句而无名篇。我们熟悉的唐诗、古诗,经常是标一个七言五言,人家连题目都不标。可是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现在写的诗,各种题目五花八门,却记不住。有些句子很精彩,很见才气,但是谋篇不够。我想起雨果的一句话:好的诗句还不是诗。我们买一个手表,各种零件都是黄金造的,可就是走得不准,你能说它是好表吗?只能说是黄金首饰。表是拿来看时间的。所以谋篇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还是要修炼。
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作代会上讲了,那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写什么,怎么写,这是由作家的思想水准、文学水准、文化积累所决定的。自由是非常美好的词,对于刻苦的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人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懒散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个有害的东西。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天天要追那么紧,不给他自由?一给他自由他就玩儿去了,不下功夫了。同样,所有的艺术,是在自由和约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们自己约束自己。我不会把一首诗写得毫无节制,写成随时可以起头随时可以煞尾的那种,而要用艺术的规律去约束,用我们对文化、对生活的整体理解去约束自己。你到森林里看树木的高度都差不多,谁给它限制不许它长高的?那是有一种自然的约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就是自然的约束。闻一多讲诗是带着镣铐跳舞。带着镣铐跳舞不是说你要写旧体诗,要押韵对仗,而是诗人内在的一种自我制约。虽然我们写的是自由诗,但仍然需要以诗歌内部的规律来约束、限制,使诗变得精致。把意境做到极致。这是在约束自己。不让它横生枝丫。约束力能使我们向更高的地方跨出一步。
诊断:几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这次参会的诗人里。有的作者是真正生活在农村、在底层写作的诗人。比如曹利华同志,他对土地更执着,对植物更执着,对在土地上种植的过程更执着。他把棉桃的绽放当***情来抒写。但是他的诗也有一个问题,即过于绵密地把语言摆到了一起,这种绵密对诗的抒情是一种妨碍,绵密的叙事和介绍恰恰是写诗所忌讳的。过去大家说赋、比、兴,对赋的东西比较忌讳。随着诗歌的发展。大家写得很细致,细节很多。但如果写得太绵密,就没有空隙了。没有河沟,就没有水流动的地方。情感是水流动的地方,你的事件是一个河岸。河岸与河岸之间,是河床,是河流。诗,既要写得执着,同时在语青的跳跃上,在对事物的把握上,要随时把事件性的叙述转为情感的抒发。要有叹息的地方、赞赏的地方,有呼吸的渠道,不能过于绵密。有段时间我跟几个诗人聊天,他们说现在时兴这个,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些诗从头到尾说一个事件的过程,读下来跟一篇散文一样。
又有一位诗人,对历史的东西感触比较深,其作品能够把握历史的深度,有一种凝重感。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也容易出现问题:这种静态的书写往往造成一种隔离感,读者很
难进入你的情绪。当然这样写还不算太坏的。过去有人写博物馆。写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口大锅,一双草鞋,一支步枪等等,读起来像是文物的解说词。为什么?因为写得过于静止、过于静态,或者说是过于死了,没能用自己的情感把它激活。情感活不起来,就只能是一般地去说了。这种写作。难就难在人与物之间的交流。你可以跟它对话,把它当做你的一个朋友,就像有的诗人写农作物,不是客观地说他的麦子长得怎么样,苞谷长得怎么样,棉花长得怎么样。而是把自己的情绪注入这些作物里面。你是在写诗,不是在给人家介绍你的植物,不是在给人家介绍你博物馆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情感的注入和写作对象的激活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诗人,语言挺好,情绪挺好,写在山里生活的宁静和安逸,对人与自然的交融把握得比较好。我唯一感到不足的地方就是,读这样的诗,我似乎觉得跟晋隋时期人们的情绪和对自然的感受差不多。而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时代氛围对诗的渗透就相对缺了一点。读起来觉得很美很宁静,但是又觉得离我们很远。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山永远是这么一个山,我们的水永远是这么一个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写这个山,都写这个水,那我们今天再写的时候怎么写?比如说《蜀道难》,在李白之前,很多人写过《蜀道难》,而李白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是简单说蜀道多么难。后来郭沫若先生写过《蜀道易》,他写铁路通了,蜀道就易了。但我觉得他对李白这个诗的理解不够,李白这首诗写的是政治啊!你看诗的最后:“磨牙吮血。***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四川那个地方快发生动乱了。那地方的社会状态、政治形势很严峻。前面说的是自然,最后则归于他的思想。又比如说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看起来是写景,其实也不完全是。是写到景了,但主要写的还是个人的心境。他的改革失败了,给他贬下去了,后来又被重新召回来,重新搞他的改革。所以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我觉得我们写自然,还是要把人的情绪、人的思想渗透进去。把人性的东西灌注进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总说诗被边缘化了,诗歌刊物被边缘化了,文学被边缘化了。然后。大家又说,这个边缘化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文学从来就是边缘化的,边缘化是文学回到它的位置上了。我看得问问自己,我们自己置身于边缘还是中心?我们的诗的选材是边缘还是中心?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写作,我看过大量的诗,看后觉得有两个很大的不足。第一,六十年从头说到今天,按照历史顺序往下写。这样的叙事不是诗的方式。如果我要看六十年的历史,不要看你的诗,历史学家已经写得很细致了。诗是感情的东西。你要写祖国,我就要看你自己在这当中的独特感受。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只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那还不是诗。当然更不用说语言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是,总想把诗写得完完整整。一个伐木工可以砍掉一棵千年的古树。但他永远成不了艺术家,而一个雕塑家只需一寸木头就可以雕出一个***之作。艺术不要那么完整。你从你感触到的东西切入进去。以小见大,就行了。所以我们的边缘化,既有时代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
诗歌:穿越生死的智慧传递
我有个想法,诗歌很难用“进步”这个词来说。你说我们现在比李白进步了多少,或者我们比屈原进步了多少?好像不好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物发展过程和生活状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准确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东西,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了。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写属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时代,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写作,那就很难说我们能够代表我们的时代。当今天或后来的读者看到我们的诗,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生活过。
人类的智慧穿越生死,一代代往下传递。有本书上说,迄今为止,死过的人是八百五十亿。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人类走到今天,说得长一点上万年,说得短一点有文化以来也得五六千年。古希腊的科林斯神庙上写了四个字:“认识自己”。我们到今天仍然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写诗也要从深层去发掘这个问题。认识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维上情感上,有无限的可以开发的东两。这就给诗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和创造的空间。一个人写诗写成什么样子,常常是他自己的修养、情感和理念所决定的。我们过去评论一个诗人是因人论诗,要了解这个诗人的背景。不了解背景,光看诗,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看清楚这个诗到底为什么而写,是在什么情绪下写的。诗如果是一个果子的话,诗人就是一棵树。这棵树可能遭过水灾、火灾或冰雹,有一年结的果子小,有一年结的果子大,有一年结的果子很光彩。有一年结的果子带着伤疤。要因人论诗。
在青海国际诗歌节上,我看到一个塞尔维亚诗人的诗集,翻开第一页,短短几行诗就震动了我:“死亡,你还在等我吗,我仍然活着”。这个诗人得过癌症,非常瘦,但是他诗歌里面那种精神很强大。表现与死亡斗争,虽然诗里没有意象也没有形象。但是这三句诗就像锤子打在钟上铛铛地响。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格言了。我们在遭遇不幸或者是怀才不遇的时候总是想起它。有没有才天知道,但是我相信我是有用的。我们的诗要起到这个作用。现在的新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诗句、我们的语言很难进入大众语言,很难进入我们的生活。莎士比亚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的语言很多已成为英语里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像我们的成语一样。这是一个作家对人类语言的巨大贡献。我国古代诗人对语言贡献很多,今天的诗人在这上面应该说是惭愧的。我觉得一个大的诗人,他的胸怀和志向也应该是大的。
确实,诗人应该是一个胸怀极其广阔的人,有爱心,有同情心,来抚慰全人类,献给大自然。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胸怀是一致的,胸怀开阔之后眼界也就随之开阔。
我今天谈的这些不一定都对。跟大家在一起,也算是一个切磋吧。你们写诗的日子还很长。你们今天参加了青春诗会,我想,再过三十年,《诗刊》可以把你们请来,再搞一次老年诗会。你们都还很年轻。株洲有位老诗人郑玲,今年快八十岁了,诗写得非常好。她对生活的热情,对文字的感受能力、驾驭能力,确实不比年轻人差。我们常说,诗歌属于青春,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但不是绝对的。比如尊敬的李瑛同志。今年八十三岁了。他最近一组诗得了个一等奖。我看了,写得确实好。我就跟李瑛老师说。我有三个希望:一、希望我能活到你这个年纪,八十三岁对我来说还有一段距离,能不能活到那时我不敢预测。二、活到你这个年纪还能写诗。第三,活到你这个年纪还能写到你这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