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doc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摘要: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关键词:高斯得;诗歌;诗史
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3-0051-04

自孟?《本事诗》中以“诗史”论杜诗,以诗歌传达史实意义上的“诗史”概念就已经形成了,有宋一代人们对“诗史”的讨论更为深入。宋代重文轻武,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柳诒徵所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代文人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的关注反映在诗歌中,极大地促进了诗歌创作中的社会意识以及“诗史”特性。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曰:“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借乎诗也。……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
”[2]在梨洲先生看来,诗可以补史之阙,尤其在易代之际,史亡而以诗存之。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人的诗作确实记载了宋亡之际的国破家亡、生民流离,但考察宋季“诗史”,高斯得更是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诗人。
一
高斯得(1201―1275年后)①,字不妄,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高稼子,登绍定二年进士第,授利州路观察推官,累官至参知政事。为人刚直不恶,屡屡触忤权臣,一再被贬。其诗歌现存170余首,多感时伤事之作,据统计,仅从诗题可知是反映时事的诗歌就有40余首。另有不少诗作虽作他题,仍是以反映时事为主要内容。如《次韵徐景说见寄并呈牟存叟》曰:“人事一朝异,祖训成仇冤。奸隶窃其柄,良朋中路捐”;《次韵李通甫赋中秋》曰:“抵掌谈世事,亦可资一噱。……奈何朝廷上,聚铁方铸错”。诗人秉笔直书,在这些诗歌中叙写了宋末社会的政治举措、民生凋敝,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是亦足称诗史矣。”[3]
所谓“诗史”,宋人多围绕杜甫诗歌进行论述,《蔡宽夫诗话》曰:“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后村诗话》载:“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可见,宋人对于“诗史”的定义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叙事;其二是反映史实。当代学人孙明君说“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及其相应艺术特征(地负海涵,沉郁顿挫)的诗歌。
”[4]这是对“诗史”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按照这一标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高斯得诗歌的“诗史”特性。
其一,忧时伤事。高斯得生活在理宗、度宗朝,在宋王朝走向最后灭亡的这几十年内,外有强敌压境,内是昏君乱臣,统治阶层在太平的假象里苟且偷安。上行下效,在民族危亡之际社会上却是反常的弥漫着一种耽乐游逸之风。文人士大夫在无所作为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中更多地倾心于游山玩水、啸傲山林。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斥着衰飒之气,一向被视为是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