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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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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管理行为
第一节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西方人从西方看地球，东方人从东方看地球，竟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影响所及，形成东西方管理行为的差异。西方人观察宇宙万物，发现所有生物，都发端於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写二，二分裂为四，四分裂为八，这样发展下去，终於形成植物、动物与人类。
　　中国人考察宇宙万物，发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生生不息，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是，进一步推究「一怎麽能生二」时，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人认为「一个基本细胞分裂为二」的原因，是由于二构成一」（马绍伯先生指出：二构成一，就二看，是两种现象）。二构成一，当然很容易分裂为二。
　　我国先哲也肯定「太极是阴、阳所构成的单元」，不过「二构成一」之外，尚有「一内函二」的用意（马先生说：一内函二，就一看，则两种现象皆发於同一本体，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正是如此）。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古人体认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如果由「一内涵二」的取向，不难发现「对立存在於统一」，所以中庸说：「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公司才有劳、资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二构成一」在管理上产生西方人「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即是错，相当简单明了。
　　西方管理，喜欢问：「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麽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如果「B is right」，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
道，非常道。」
　　相信资深的主管，都有这种经验：某件事情出了差错，关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乙、丙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弄得主管左右为难，不知谁对谁错，实在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道理人人会讲，是非却很难明断！
　　我国的太极图象，并非凭空玄想而来。太极代表「圆满」，根本上是一主体。在此同一主体内，产生「是」「非」两种相异的现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发展为「听一句话，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以便决定是否遵行」的「太极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即为「交互主义」。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也不完全奉行「集体主义」；中国人既有「个人主义」思想，又有「集体主义」思想。常听到中国人说「输人不输阵」，「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但是语犹在耳，他麦现情势不对，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却有人说到做到，临阵绝不脱逃，至死不渝的。中国人的原则，完全居於「看你对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说，叫做「彼此、彼此」。
　　我们放眼看去，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圆弧形的。凡直线形的，都是「人为」的，而「人为为伪」，形式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其道理在此。
　　太极思想，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却是阴阳对称，淳涵浑朴的圆弧曲线，形成管理上「不明确」的「分寸」。中国人必须害自把握自己应守的分寸，无过与不及，的确相当困难，儒要历练与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厌恶，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学****中国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学到後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说起来就是「过份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
　　「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口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日本第一」中蕴含著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煞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像。
　　「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
　　太极行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谓之中，发而中节便是和。中国人所讲求的「和」，是「用」的一种境界，而其「体